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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重述史事的翻陳出新 ——陳福民歷史散文作品《北緯四十度》讀后
    來源:《南方文壇》 | 白 燁  2022年05月28日09:06

    同事陳福民因為寫了《北緯四十度》(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8月版)這本書,最近備受關注,越來越“火”。書甫一問世,就在八月份的“中國好書”評選中榮登了榜單;在影響甚大的“豆瓣高分圖書”中,《北緯四十度》以8分的好評成績名列其中。問題還不止于此,一直在悄悄練字的陳福民,自己為《北緯四十度》題寫了行書體書名,因張牙舞爪,遒勁有力,五個字鋪滿了整個封面,頗有視覺的沖擊力,也受到不少書法迷們的追捧。我們跟他開玩笑說,你這是一箭雙雕呀,一本書弄成了兩個家:散文家和書法家。玩笑歸玩笑,心里著實為他感到欣喜。

    陳福民的本業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前些年出版的《批評與閱讀的力量》的評論集,顯示了他的當代文學研究的寬廣性與前沿性。但如同每一個搞專業研究的,大都會有另外的興趣點一樣,陳福民的業余興趣,主要集中于我國北方的歷史地理、民族關系,及其對于中國歷史演進的深刻影響等。為此,他遍讀史書,翻閱史籍,踏訪河套,奔走塞北,圍繞著北緯四十度的地理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花費了很多的氣力。于是,就有了《未能抵達終點的騎手》《漢家皇帝的滑鐵盧》《失敗者之歌》《青春帝國少年行》等篇什接連出手,最終使《北緯四十度》這本書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興趣是做事的起始與持守,興趣也是成功的動能與保證,陳福民《北緯四十度》的成書過程,對此做了最好的詮釋與佐證。

    ▲陳福民《北緯四十度》

    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

    評價一本書好不好,有很多角度和尺度。但在我看來,有一個屢試不爽的閱讀感覺,那就是讓你讀得如醉如癡,卻又說不清書的所屬類別的,常常就鐵定是好書。陳福民的《北緯四十度》就是此類寫作的一個典型。這本書是寫北緯四十度一帶發生的主要歷史事件及其深遠的社會文化影響的。說是邊疆實地類吧,頗為皮相;說是歷史地理類吧,也很不準確;說是歷史人物小傳,顯然也很不到位??梢哉f,《北緯四十度》把這些方面都包含了,又把它們全都超越了。如果硬要以歷史散文名之,顯然也委屈了這部作品??梢哉f,陳福民的這本書以打破常規的跨界與綜合,走出了自己在歷史散文方面的寫作新路,從中生發了諸多啟人思索的問題與意蘊,這一切都值得人們深入探究,細加品味。

    細讀歷史有溫度

    我一直很喜歡民國時期的歷史學家黎東方的“細說體”史書系列,尤其是《細說三國》。他把頭緒繁雜的歷史用事件和人物串聯起來,用故事化的敘述、口語化的方式加以講說,其中還有對古代官職、古今地理等概念術語的今譯與解說,特別適合非歷史專業的大眾讀者的閱讀,讀來生動活潑,也收益甚多。

    《北緯四十度》也屬于“細說”一類,但陳福民的“細說”更著意于歷史運行中的關鍵人物的活動與行狀,追蹤歷史中“這一個”的成長與命運,描摹一個時代、一個部族、一段歷史與某個或某些人物的密切關聯,由此揭示人與歷史的相互作用和命運與共的深切關系。這樣的“細說”,從人物的角度切入,由人性的角度深入,就把整個歷史溫熱了,激活了,讓歷史變得活靈活現和氣韻生動。如趙武靈王大力推行“胡服騎射”,他的卓爾不群和鍥而不舍,既促使偏居北方的趙國實現了許多重要方面的深刻變革,也推動了不同文明的相互融合。又如被父親送往敵國當人質的冒頓,忍辱負重,臥薪嘗膽,以“獵場政變”成為匈奴單于,并由“武功”與“文治”使匈奴成為雄踞北方的強大存在。還如在經歷了“白登之圍”之后,劉敬提出“和親”的新策略,這個包孕了天真的想法與妥協的姿態的首創性舉措,卻使“兩個文明相遇并且握手”。再如北魏孝文帝,以親征“南伐”的名義,“假戲真做”地把國都從平城遷到了洛陽,以使奸?;摹安徽洝狈绞?,解決了巨大的歷史難題,走向了“傷筋動骨”的“自我革命”與深刻變革。在這些重大的事件與事變中,關鍵人物的關鍵作用,都顯示得淋漓盡致,無以復加。于此,也寫出了時代呼喚英才,英才應和時代的互動與辯證的關系。

    《北緯四十度》里,讓人讀后頗為難忘的,還是那些著重于人物性格探悉和人物命運揭示的一些篇什。如寫李廣的《失敗者之歌》、寫王昭君的《在戰爭的另一邊》等。號稱“漢之飛將軍”的李廣,“與匈奴大小七十余戰”,打了47年的仗,“在帝國北部邊境的軍旅生涯中走完了他艱難的一生”。但一生馳騁沙場、一直渴望功名的他,不僅少有建樹,而且連連失誤,打仗時經常因為迷路無功而返,妄自接受諸侯國授予將軍印而令景帝大為不滿,最終因自己的失誤導致單于“遁走”后無奈自殺。作者在敘說李廣的乖蹇遭際時,在傳統的“懷才不遇”的說法之外,用了“不合時宜”的詞語,顯然這一說法更接近事實,更令人深思人的悲劇命運與悲情性格的內在關聯?!对趹馉幍牧硪贿叀?,作者有力地撥開那些籠罩在王昭君身上的文學迷霧與藝術迷彩,從“世俗消費性的美人”回歸到“和親的政治層面”,寫她“背井離鄉融入匈奴生活,接受了奇風異俗嫁給父子兩代人生兒育女”。之后,兩個女兒“在她的教導下,始終盡一切可能維護和親大業”。為此,作者既由衷地贊嘆其“堅韌犧牲默不語”,又憤慨地抨擊那些“對女性貢獻犧牲的漠視與輕慢”。作者的這樣一些慨嘆是意味深長的:“王昭君作為歷史上那些無名姐妹們的代表”,“被鑲嵌和擠壓進歷史的縫隙中,但她們頑強生長著,正如昭這個字的引申義代表的那樣,在黑暗中透露出一縷微光”。這樣,王昭君以及以她為代表的那些女性“和親”使者們的擔當意識和犧牲精神,就格外彰明昭著地凸顯了出來,為人們所銘記,更為人們所敬仰。

    聚焦歷史中的人物身影,注重史事中的人物作用,尋繹時代中的人物命運,并以常人常性的尺度去觀察和打量他們,讓歷史中的每一個人物都置身于社會生活之中,回歸于普通人和平常人,使得樁樁過往史事都浸透著人的喜怒哀樂,充溢著人的悲歡離合,這樣的歷史就充滿了人性與人氣,還原了人情世故,復現了人間煙火,葆有了呼吸與脈搏,從而具有了跳動的生命與熾熱的溫度,令人可觸可感,引人可歌可泣。這是作者匠心獨運的過人之處,也是《北緯四十度》的主要價值所在。

    敘說史事多意蘊

    在劉知幾提出的“史才、史學、史識”中,人們普遍認為“史識”更為重要。劉熙載就有“才、學、識三長,識為尤重”的說法。因為,相較于占有充分的歷史資料,掌握扎實的歷史知識,以唯物主義的歷史觀為指導,在大量翔實可靠的史料與史實的分析中,發抒自己的獨到見識,得出客觀而科學的結論,最有難度,也最為重要。我以為,陳福民在《北緯四十度》的寫作中,顯露出他在史才、史學方面潛藏的深厚造詣自不待說,難能可貴的是,他還比較充分地顯現出了眼光遠大、胸懷廣闊和義理嚴正的史識。因而,他對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的觀察與回望,常常在某件史事的細致解讀中,散發出多重意蘊來,給人以諸多有益的啟迪。

    就“北緯四十度”的這個地理帶的鎖定來看,就是一個極有眼光又有深意的絕佳選擇。無論是從地理上看,還是從歷史上來看,北緯四十度都是一個邊緣地區、過渡地帶。正統的歷史或地理著述,通常不會予以特別的關注。但被別人所忽略的,陳福民卻格外看重。他認為:北緯四十度,“首先是一個地理概念”,“還是一個文化歷史概念”。在這里,“歷史演進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不同的族群與生活方式,最終完成了不同文明類型的區隔、競爭與融合”?!皣@著北緯四十度,那些不同的族群相互打量著對方,想象著對方,也加入著對方?!彼€把長城沿線的漢匈爭霸,比喻為“重復性考試”,而定居的漢民族就像一個學生,“能得滿分的時候很少”,但卻在這一次次的考試中艱難成長。爭霸不息的對手戲,以及“隔墻相望”又“難舍彼此”的交往史,使得不同的族群在這里進退不已,攻守不息,同時也在這一過程中相互兼并和走向整合。在《遙想右北平》的末尾部分,作者講到北緯四十度的故事的最后終結時說道:“在這些地方,定居的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之間并沒有絕對的界限,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愛相殺的漫長歷史中,所有的人都逐漸變成了中國人?!边@種對于由小到大又由多到少的民族融合,沖突不息又相互交融的文明化合的肯定與揄揚,再典型不過地表現了作者開放性的歷史觀、現代性的文明觀和中華性的天下觀。

    我們的國家,是華夏地域的各個民族在長風破浪的歷史長河中共同締造的。各個民族的人民,都為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立下了不朽的豐功偉績,做出了自己的巨大貢獻。但在過去的傳統史官與正統的史著中,漢族以外的民族往往被看作“另類”,甚至是“異類”。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他們似乎只是在扮演著“入侵者”的角色。寫作《北緯四十度》的陳福民,與此完全不同,他秉持一種大中國、大中華的總體性人文理念,把所有民族都置于同等的地位來看待,體現了以人為中心的全新史觀。因此,在《北緯四十度》里,無論是寫到哪一段歷史,哪一樁史事,哪一個人物,在民族歷史與民族人物的看取上,不僅沒有主與次的區分,輕與重的偏向,反而用了許多筆墨去寫民族部落的由分到合,族群小國的由弱到強,以及民族內部的整合與發展、民族之間的競爭與交流。如先秦時期的匈奴部族的由小到大,西漢時期的匈漢“和親”,西晉時期的“五胡立國”,北魏時期的遷都洛陽,等等。即使是書寫不同民族之間的爭斗與博弈,也著眼于其中潛含的進步因素與文明因子。如“胡服騎射”所體現出來的“文明交流的自覺性”;如匈漢之爭中,“中原定居文明向北緯四十度的文明學習到太多的東西,比如長途奔襲及其機動性,使用騎兵大兵團作戰及其協同性,在戰爭中解決給養,甚至包括如何了解和使用氣候、向導、地形地貌等專業知識等。這些新穎的歷史元素,是中原定居文明所不具備的,起碼是非常陌生的”。對于“昭君出塞”和漢匈和親,作者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和親’的文明成就是巨大而明顯的”,此后近60年,“漢匈基本保持了相當穩定的友好和平局面”?!靶倥环阶裱鴮h王朝的朝拜禮儀,遣送質子入朝,漢王朝則始終以‘賞賜’‘轉輸’等形式向匈奴提供金錢糧食和布匹”,“這對于漢匈人民都有巨大益處”。

    因為秉持了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與多元一體的民族觀,作者對于那些少數民族的歷史人物中的佼佼者,從不掩其功績所在,更不吝惜贊美之詞。如寫到呼韓邪單于為維持南部匈奴部族的生存與發展需求,高瞻遠矚,力排眾議,鋌而走險地跋涉到長安覲見皇帝,這使“漢匈之間確實沒有再發生戰爭,北緯四十度的邊境線對于雙方人民都是安全和平的”。作者由此肯定道:“這是呼韓邪單于特別顯著的歷史貢獻?!睂懕蔽盒⑽牡劾媚险鞯倪w都,以跌宕的敘事、生動的情節,把人們引入到具體的歷史場景,在看似“非常詭異和不正經”的“任性的游戲”中,翔實而細致地表現了魏孝文帝為把魏都從五原遷至洛陽的“假戲真做”和煞費苦心。作者由此評價道:“遷都這事兒是個了不得的事情,不僅對于拓跋鮮卑來說驚天動地,對于中國文明史的走向也是影響巨大?!绷钊藶橹馔獾?,還有《漁陽鼙鼓何處來》寫到安祿山這個禍害唐朝的歷史罪人,作者也沒有把他簡單化和臉譜化,而是著意描寫這個粟特人所具有的“超人的膽識和洞察力”,“靈敏的政治嗅覺與清晰的時局觀念”,使他“極端狡詐又頗富個人魅力”,“他敏銳地洞察到了大唐的軟肋”,“把唐玄宗吃得死死的”。由此可見,安祿山的不斷得勢與叛唐得手,也從這一異族權貴顛覆漢族王朝的事件中,折射出異族與漢族在唐朝時期的深度融合,以及異族人才在歷史演進中的特殊能量,其中既包括正向作用,也包括反向作用。

    文字表述有出新

    《北緯四十度》之所以在文體上不好認定,是因為它兼有歷史專論與歷史散文的兩方面的要素與特點,并在文字表述上予以有機地結合,融為一體,這種復合式的文體,在敘述方式上很難做到深入淺出、行云流水,使人讀來輕松自如,讀后余味無窮。但是,陳福民在這次《北緯四十度》的寫作中,不僅切實做到了,而且找到了自己的筆調,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在我看來,寫作《北緯四十度》,陳福民除去在史料的搜集、占有和辨析,史地的踏訪、探察與確證等方面,下了實實在在的功夫之外,在如何利用文學手段、調用文字功夫上,也做足了功課,鉚足了勁頭。他這一次的跨界寫作,確實是有備而來。閱讀他的文字,品讀他的筆墨,我以為內中蘊含的功力,至少體現在大眾化的面向、幽默的情趣和靈動的文筆三個方面,這使他的文字具有了自己的辨識度,保有了自己的個性化。

    《北緯四十度》里的篇什,作為單篇文章,先后發表于著名的《收獲》雜志。從在《收獲》雜志開專欄來看,《北緯四十度》是面向普通讀者,或讀者大眾來寫作的。一本文學名牌雜志,主要發表好看和可讀的各類文學作品。文學雜志的這樣一個特性,不能不暗中影響作者的寫作。我猜想,陳福民寫作每一篇文章,都會有一個作品好不好看、讀者愛不愛看的擔憂與考量。因此,怎樣使作品不失歷史的專業性,又具有文學可讀性,一定是作者始終要考慮,一直在糾結的問題。面向大眾讀者的這樣一個閱讀對象,在具體的寫作中,如何讓簡古的史料生動起來,枯澀的歷史鮮活起來,把史事化為故事,把古人化為活人,以人的活動讓歷史運動起來,把人的命運與時代命運勾連起來,這就成為寫作運思中的必然選擇。非歷史專業的一般讀者和中等文化程度的大眾讀者,需要以不煩瑣、不枯燥的方式,重溫過往歷史的主要脈絡,了解其中的一些重要的歷史人物。而陳福民在“正當的文學觀和歷史觀”導引下,以歷史人物為點,以歷史事件為線的故事化講述和文學性表述,正好滿足了讀者的這種需求,適應了讀者的這種需要。從這個意義上說,《北緯四十度》這種靠近普通受眾,面向大眾讀者的寫作努力,稱得上是歷史普及化的有益探索和成功嘗試。

    講述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并不正襟危坐,高談闊論,而是談笑風生,涉筆成趣,這是《北緯四十度》在文字表述上所具有的最為難能可貴的優長。歷史上有一些事件與人物,本身就內含幽默韻致,這樣一些典型事例與典型人物,作者自然沒有放過。如寫到劉邦駕崩之后,冒頓單于給呂后寫了一封信,狂妄自大中多帶調戲意味,看信之后的呂后怒不可遏,但她聽取了諫言與忠告,忍辱含屈地寫信回懟“流氓成性”的冒頓單于,自謙中充滿自嘲,自嘲中內含反諷,整個過程跌宕起伏,令人忍俊不禁。最為有趣的,是寫魏孝文帝以“南伐”名義率眾南下賴在洛陽,使遷都成為事實的經過,把魏孝文帝的“任性”寫得細致而生動,讓人從“不正經”里看到大圖謀,也使得故事曲婉有致,人物栩栩如生,過程亦莊亦諧,內中意趣叢生。還如寫李廣的莫名其妙的失敗,難遂其愿的失意,細節化的故事敘述里,既充滿了悲情,也內含了詼諧。這樣一些注重微妙趣味的描寫,使事件給人們留下更深的影響,也使人物性情有了鮮明的色彩。

    陳福民的看家文筆,當是文學理論批評作業中的說理與論辯。在《北緯四十度》里,他的這些原有所長,確實顯現得十分充分,無論是串講古籍史料,還是辨析歷史事件,都精當準確,要言不煩。但他在《北緯四十度》的文字表述里,還表現出令人為之驚異的另一面,那就是用語的靈動與倜儻,其中包括對流行用語的現掛與活用,使得作品的敘事頓顯口諧辭給,活潑不羈,或令人心里一動,或引人會心一笑。如《漢家皇帝的滑鐵盧》里寫劉邦在家鄉沛縣的狂歡宴會上高歌“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后,筆鋒一轉,“這不禁令人疑惑起來:莫非每個干大事的人內心都住著一個文藝青年,只有到了山窮水盡,日暮途窮時才會激發出來嗎?”這里的“文藝青年”用得很愣,但愣得很妙,更多的讀者會因此而會心會意,甚至拍案叫絕。描寫魏孝文帝的《那么,讓我們去洛陽吧》,情節曲折生動,文字也灑脫放達,如“永遠在路上”“訪貧問苦”“裸奔”“不正經”等當下的流行用語夾雜其中,不僅格外形象,而且連貫古今,令表述別有一種跳脫的節奏和引人的意趣。文字的活用、妙用,顯示出作者深諳歷史個中情味,以及適合這種情味表達的遣詞用語的內秀與功力。

    《北緯四十度》讀了不止一遍,每次讀后都意猶未盡,不忍釋手。作為文學同事和歷史同好,我真心希望這個由長城兩邊開啟的新歷史散文寫作的大戲,還能再有新的戲碼登場,接續陳氏的精彩“細說”,以饗包括我在內的廣大讀者。

     

    (白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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