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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家族小說的代際認同變遷——以《舊址》為中心
    來源:《揚子江文學評論》 |  申霞艷  2022年05月27日09:25

    一 、繼承人乃家族小說的頭等大事

    中國文化對生育的重視無與倫比,在大家族文化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天倫之樂、多子多福成為評判古典幸福的標準,斷子絕孫則成為舊時代最狠的詛咒。簪纓世家往往擁有廣闊的土地和豐厚的家業,家大業大更需要有繼承人?;实塾腥龑m六院,望族有三妻四妾,男權時代,擁有女性的數量就是財富多寡的標志。而婚戀與生育緊密聯系在一起,這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中國人對女性的審美,“豐乳肥臀”就是長期從生育實用主義角度出發對女性身體的美學要求,唐代以胖為美自有其道理,減肥是物質過剩時代產生的要求。從身體審美的角度來看,林黛玉的悲劇幾乎早已注定,從她弱柳扶風、剛進賈府就要吃藥這一細節就預先奠定了。賈母是雍容華貴的,很難想象這種鐘鼓饌玉之家的老祖母會是枯瘦如柴的。賈母縱使萬般憐愛自己的外孫女,但是她也得先替賈家的香火著想。傳統文化塑造人生觀、價值觀,也是古人安排現實人生的根據,寶玉與黛玉的悲劇如此,“梁?!钡谋瘎∫嗳缡?,家長和青年的想法有天壤之別。

    在家族小說中,繼承權乃頭等大事。首先需要的就是繼承者,而且要有多個繼承者才能上演搶奪大戲,男性爭奪家業的戰爭一點也不比后宮爭寵來得輕松和高明,多少兄弟死于斯!一言以蔽之,家族小說的內核是男人奪權,女人爭寵?!栋茁乖贰独浰谥摇贰恫枞巳壳贰兜诙弧返燃易逍≌f都是在將解決繼承人的問題放在優先的位置上?!栋茁乖烽_篇即是白嘉軒的六娶六喪,哪怕家孝在身也無從顧忌。白嘉軒膽怯時老母親為其撐腰壯膽,宣言女性不過是糊窗戶的紙,揭掉一層還有一層,真真是命比紙薄。在大家族的族譜上,每一代人都是過客,他們的使命是保證家族的鏈條運行順暢。某種意義上說,多妻制也是為大家族的延續服務的,畢竟從生物角度看,女性能夠生育的時間較短。在封建社會,如果男主人的身體出了狀況,他甚至默許妻子去借種懷胎,《罌粟之家》中地主劉老俠的兒子便是小妾翠花跟長工陳茂偷情生的,劉老俠一邊嫌惡一邊沉默?!恫枞巳壳分?,西湖邊鼎鼎有名的忘憂茶樓代代相傳,到了杭九齋這一代,鴉片盛行。受父親的不良習慣影響,杭九齋年紀輕輕就染上鴉片身心頹唐,致使他無法讓妻子受孕,只好流連青樓尋求慰藉。妻子林藕初自有主見,在雷雨之夜跟管家吳茶清相好,得了兒子杭天醉,讓杭家祖傳的茶莊能夠傳遞下去。而吳茶清是太平天國運動中的紅毛,骨子里信奉造反,每天習武健身。杭天醉血液中有著生父革命的基因,加之自幼耳濡目染,一心想與好友趙寄客留學日本,一道干革命,這就為下文二十世紀延綿不斷的革命風波留下了伏筆?!兜诙弧分猩屑易鍥]能生下兒子,只好讓女兒找入贅女婿上門來繁衍后代,繼承“霸王綢”事業;后來為了維持血統的純粹又殘忍地淹死了孫媳婦剛生下的嬰兒。為了繼承家業、延續香火、維護血緣,大家族的宗族倫理對待親人的殘酷性比仇人有過之而無不及?!栋茁乖分械陌桌咸脤O子孝義進山里收藥材之際,安排孫媳婦去找兔娃過夜好受孕?!杜f址》中花了不少篇幅寫生育力競爭,李銳注意到深受男權文化規訓的女性主動幫丈夫納妾,而且以是否會生男孩為面試標準。族長李乃敬的大太太就是因為幫丈夫找了三房生下男孩成為賢德的典范,死時得到一個盛大的葬禮。受西式文化影響的白瑞德也不能免俗,他妻子白楊氏只生了一個女兒,為了懷上男孩,白楊氏找來《玉房秘訣》嚴格實施亦無濟于事。后來妻子精心策劃讓表妹柳瓊琚嫁來當妾,引發與《妻妾成群》類似的爭寵悲劇。白楊氏的悲劇顯示了男權文化的控制深入到女性的毛細血管中。

    延續血脈的家庭秘史在家族小說中比比皆是,我們從中看到中國家族文化重要性的排序及其影響,“無后為大”與自古以來農業文明的特點是匹配的:春耕秋收,寒暑易節,“人生代代無窮已”。繼承人優先原則內在地決定了傳統社會的其他秩序,比如父母之命,妻妾爭寵,母憑子貴,長幼有序?!恫枞巳壳分蟹磸蛯懙角迕鞴?,這是我國古人的智慧,掃墓不斷提醒我們思考“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千萬不能愧對先祖,而要想方設法光宗耀祖。修族譜、掃墓會讓人將自己置于家族的序列中。這也決定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教育方式?!兜诙弧范啻螌懙郊易鍌鞒械膹挠變鹤テ鸬某孔x,這是大家族維持認同的儀式和辦法。新舊勢力的交替會最激烈地呈現在家庭的代際之間,《家》中的覺慧選擇離開舊家庭,《雷雨》中魯大海與自己的生父周樸園成為敵對陣營,周萍會愛上自己同母異父的妹妹魯四鳳,這一情節內核酷似俄狄浦斯悲劇。少爺愛上奴婢而不被家長應允導致奴婢命喪黃泉幾乎總在不斷重演,幾乎沒有人能夠在這一點上汲取歷史的教訓,可見,人的本能有其難以根治的盲目性。對異性的一見鐘情本質是內心受“他者”刺激所產生的強有力的震驚,并激發人內在的宗教性。

    西美爾在《現代人與宗教》一書中探討了現代人際關系中所具有的宗教性。從廣泛的意義來說,一切要求忠誠的形式都具有宗教性,比如忠君愛國,對菩薩的跪拜,清明祭祀時對祖墳磕頭,在堂屋對天地君親師及祖宗靈位的祭拜,結婚時的儀式等等,這一切都要求人對關系的虔誠。而時代的發展趨勢是讓人可以獲得更多的認同,比如現代的職業、興趣、友誼等等,這些都能拓展我們的自我認知,產生更多樣化的理解,不同的認同之間發生激烈沖突就會產生悲劇。

    黑格爾極為推重索??死账沟摹栋蔡岣昴?,認為這是古希臘的經典悲劇。戲劇的核心情節是勇敢的安提戈涅不顧家公克瑞翁的絞刑禁令,將自己的哥哥——因反叛城邦而暴尸荒野的波呂涅克斯埋葬。當安提戈涅被施以絞刑之后,與安提戈涅訂過婚的海蒙站出來反對父親而后自殺,克瑞翁的妻子得知兒子死后責備過丈夫后也自殺了,留下孤獨的克瑞翁獨自懊悔,他一手導致了家破人亡的悲劇。這個悲劇顯示了國家利益與人道、天道之間的沖突。君王克瑞翁認同的是國家利益,而安提戈涅相信自己的良心,信奉樸素的親情倫理,即便哥哥是所謂的國賊,但于天理和手足感情應該入土為安,這種信念給予了安提戈涅突破禁令不顧絞刑威脅的勇氣?!鞍蔡岣昴埂备刑靹拥?,啟發了很多后世哲學家,也成為政治學和法學思考的重要問題,安提戈涅被視為反對罪惡家長、反對惡法的女英雄,這個悲劇永久地提醒后世,法律應該尊重自然、尊重良心,與公民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

    與希臘悲劇精神相似,我國古人早就意識到“自古忠孝不能兩全”,身份認同引發的悲劇在家族小說中表現得如此普遍。追求自由往往表現為反抗父母之命,反抗森嚴的等級制度,追求戀愛自由,這也是自我意識的覺醒和成長的標志。從一定意義上看,中國的現代轉型就是思想啟蒙、觀念革新帶來家庭內部認同的分化?!栋茁乖穼⒏缸臃茨勘憩F得極為充分,族長白嘉軒不得不關愛女白靈的禁閉并絕交,必須驅逐日益墮落的兒子白孝文;長工鹿三親手用梭鏢殺死了兒媳婦田小娥。父輩捍衛他們的身份和既定的社會秩序,子女捍衛他們的戀愛自由,古今之變徹底間離了白鹿原上的兩代人。繼承人再也不能順遂父輩的意志喜結良緣,如鹿兆鵬接受了父母之命回家結婚后立即離家革命去,冷醫生不惜開藥方毒死獨守空房而害花癡病的女兒。白鹿原上白、鹿以及長工鹿三家的繼承人認同都出了岔子,父子的代際沖突幾乎釀成家族小說內部無法調和的矛盾。

    二 、傳統家族企業與新興買辦的矛盾

    “革命”是二十世紀的總主題,是我們理解《舊址》《白鹿原》《古船》等當代家族小說的一把鑰匙。李銳的《舊址》用不少筆墨書寫歷史的風暴,革命越殘酷越考驗革命者的意志、情感以及自己與家族、故鄉的血肉聯系?!肮枢l”乃偏正結構,“鄉”才是核心名詞,鄉土文學、故鄉敘事對“鄉”有所倚重。與路遙、陳忠實、張煒他們都不大一樣,李銳祖籍四川自貢,成長于北京,在北京接受中小學教育后,1968年響應政策號召下鄉,在呂梁山底家河村度過六年的插隊生活。作為知識青年,他見識了真正的農民和社會底層,見識了農民的樸實和狡黠,憨厚和幽默,農民們普遍遭受著身體和精神的雙重饑餓,這些鄉村經驗構成了他“厚土”系列的寫作資源?!爸R青年”是一個專有名詞,不能拆開來看,其更多地表達一種特定歷史時期的政治身份,既不同于知識分子,也不同于普通青年。知識青年是李銳這一代人的共同身份,經歷了城市童年加鄉村青年再回城,如韓少功、王安憶、史鐵生、郭小東、王小波、池莉等等,他們親歷的鄉村經驗尤其對農民性格的多樣性、復雜性的認識,對他們日后的寫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曾經一度興起知青創作熱,但很快他們的寫作就分化得迥然異趣,強烈的個人風格掩蓋了知青的標記,鄉村生活慢慢沉淀為生命記憶的后視鏡,不斷調整他們對城市生活和當下中國的書寫視角。

    改革開放后,文學也迎來了新的發展契機,家族小說風生水起。1992年,李銳的家族小說《舊址》發表,2001年《銀城故事》面世,雖然二者講述的時間和歷史背景大相徑庭,但其中對革命的反思,對國民性、現代轉型以及一切宏大事物的思考是一以貫之的。李銳的成長經驗使他對革命的思考、對家族題材的選擇與鄉土文學有所區別?!杜f址》的背景是城市,處理的題材是民族產業與新興買辦之間的博弈。李家的支柱產業是井鹽,鹽在今天稀松平常,價格便宜,但過去交通不便,鹽比米還貴。要知道當時的鹽業關系到國計民生,湖南人吃得這么辣是因為缺鹽,用辣椒來掩蓋魚和肉的葷腥。不要說人,就連鄂溫克族的馴鹿也需要喝鹽水。鹽業是銀城的經濟命脈,稅費、軍費都靠鹽,所以新興的買辦資產階級要想在銀城的上流社會穩穩地占據半壁江山,就必須涉足鹽業,得與古老的李氏家族進行殊死較量。

    不同于茅盾在《子夜》中對買辦資產階級趙伯韜持明顯的道德貶斥態度,李銳《舊址》中的敘事人對白瑞德的才能和品行持欣賞態度。白瑞德姓白,又以白色作為自家園林建筑的主色調,號稱“白園”,他思想開放,積極引進新事物,比如象征速度和效率的西式汽車。白家的一切都是西洋派頭,他不聘用師爺,倒是聘了司機、西餐廚師來為自己服務。商業上他親力親為,在商言商,傳播一種嶄新的商業理念,在白瑞德的為人處世里能看到他對傳統文化持有距離的觀照審視態度。一方面,他有傳統的審美雅趣,比如以竹子來暗示自己的高雅品位,另一方面,留過學的他心態開放,明白中國古代家族文化的弊病所在,樂意結交不同民族、種族以及社會各個層次的人,名校校友的身份認同和掌握英語的語言優勢使他可以撇開中介直接跟外國人做生意,這就讓他的生意迅速如日中天。

    啟蒙思想傳遞的平等觀讓白瑞德并未因原配只生了女兒而生二心,他早就從歷朝歷代大家族的教訓中懂得三妻四妾會讓白園雞飛狗跳,自己也會因此焦頭爛額、喪失安寧。隨著白瑞德家業的擴大,原配夫人一直為沒有兒子來繼承家產焦慮,在送女兒去省城讀書的時候,一手策劃將自己的表妹接進園子來伺候姐夫,引發爭寵悲劇。后來大太太又接自己的侄子文達到丈夫手下跑腿,渴望通過侄子與女兒聯姻來繼承家產;表妹卻設美人計,使文達落入圈套,事發當夜即服砒霜自殺。這個細節讓人聯想起《紅樓夢》中的王熙鳳設局害死了賈瑞。愛欲永遠是盲目莫測的,像“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樣貫穿古今。在白園里上演的這一串故事,看上去是大太太一手編導的腳本:由大家族需要繼承人引發妻妾保衛愛情和財產爭奪大戰,但實際上,誰又能說白瑞德和妻妾的糾纏中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陰魂不散呢?精明的白瑞德會順應大太太的安排,歸根結底也是作為無意識的古老文化在起作用,看上去年輕、新潮、時髦的表妹骨子里依然是舊女性,她和表姐的認同一樣是陳舊的,像王熙鳳一樣利用女性的“被看”來置人于死地。白園內這對表姐妹的妻妾紛爭展示出古老的家族文化盤根錯節,并非某一位有識之士就能掙脫開去,現代、傳統的觀念之戰遠非一場運動可以解決,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付出沉重的代價。接受新式學堂教育的白秋云帶著受傷的母親離開白園到省城求學,開啟“愛情加革命”的新一代人生模式。盡管白秋云走上革命道路是因為追隨愛人李乃之,但無論如何,他們的愛情以共同的思想觀念和強烈的自我認同為基礎,他們的革命覺悟是以與舊家庭(族)分離為代價的,舊家族卻不可避免地卷入到革命浪潮中。

    白瑞德是新興的買辦階級,從日本到美國的留學之路讓他有了同代人所不具備的開放視野,留學名校的校友資源、語言優勢讓他與美孚油業做起了跨國生意,迅速地發家致富,累積了巨額財產。社會永久不停的斗爭是上層和中下層的頡頏。人人都渴望進入更高的社會階層,科舉(讀書)、婚姻、革命、經商做官等都是進入上層社會的途徑。而處于上一層級的人們會想盡一切辦法從經濟、政治到文化各種層面來抵制下一層級的進入,這種博弈是從來沒有停歇過的。當新興的買辦資產階級白瑞德累積了足夠的財富,他自然就渴望能夠在上層社會嶄露頭角,他需要與李家族長李乃敬正面博弈。具有政治頭腦的軍事新秀楊楚雄頗具謀略,他懂得人心的微妙與虛榮,利用白瑞德進入上流社會的渴望,憑三寸不爛之舌就讓其與李乃敬平攤二十萬軍費,果然古老的面子觀使得他們各自認捐了一半。白瑞德渴望能夠兼并李氏家族的鹽業,成為九思堂的大股東??谷諔馉帟r期,交通受阻,油鹽柴米等最日常最基本的生活資料稀缺,正是新興買辦囤積居奇的時機,所以白瑞德一心要與李家一決高下。李家與白家之戰既是傳統的民族資產階級與新興的買辦資產階級之間的戰爭,也是傳統與現代的觀念之戰。

    《舊址》詳細描繪了白園這個西方的象征與九思堂這個古老傳統的象征的兩次針尖對麥芒般的交鋒。第一次簡直是天意,有如神助,就在即將要簽售賣合同時,仆人快馬加鞭地來報告李氏家族投資十多年的大鹽井通了,鹵水猶如溫泉,汩汩流淌,李氏鹽業起死回生。同一天,李乃敬家雙喜臨門,三姨太生了兒子,后繼有人了。人逢喜事精神爽,李乃敬虛心地聽取了師爺趙樸庵的主意,趁機將那些有二心的家族成員清理出去,整理隊伍,家族產業得以絕處逢生。第二次再遇危機,李乃敬讓師爺到省城打探消息,結果趙樸庵也受了蒙蔽,聽到的全是令其大意的虛假消息,一路飽覽風光回來貽誤了戰機。當并購的消息從天而降,趙樸庵如聞晴天霹靂,自覺無顏見人,竟以自殺謝罪。兔死狐悲,李家師爺的引咎自殺反而引發了銀城整個鹽業的共同體意識,鹽業同盟合力抵制白瑞德的并購。趙樸庵的自殺意外地挽救了九思堂,讓它能夠死而不僵,茍延殘喘。九思堂主人與師爺趙樸庵的知遇之恩、深情厚誼和《白鹿原》中白嘉軒與長工鹿三情同手足一樣十分感人,打動了整個鹽業界乃至整個銀城。理性和感情有差別,很多理智上盲目無用的舉動往往動人心弦。忠誠本質上具有宗教性,哪怕是愚忠也非常動人。如《塵埃落定》中汪波土司的使節被行刑前要求以快馬送回他的尸首,他用自己的耳朵為主人偷回了罌粟種子,讓罌粟花開放在汪波土司的領地?!杜f址》中幫助李家挑水的下人冬哥雖屬次要人物,著墨不多,但他自知自足的心靈世界也是溫馨美好的,他對主人家的忠誠,與李紫痕的家庭生活充分展現了傳統文化的溫情動人。一個交織著溫情與忠誠的舊世界迎來了它最終的命定,傳統家族企業與新興買辦的一決雌雄乃歷史的大勢。

    三 、花兒綻放在“舊址”上

    《舊址》的李家是古老而輝煌的士大夫家族,族譜記載這一支是來自老子的第12代子孫李軼,因輔助漢光武帝劉秀而興旺發達,歷朝歷代接受各種冊封和表彰,享受“武官下馬,文官下轎”的殊榮。作為從千年文化深處一路行來的名門望族,李家自有其大氣、仁厚和繁文縟節,對待族人、下人都有一套規矩,又因大規模經營鹽業而經濟富足,當地的從政者、從商者和普通百姓都對李家另眼相看。李乃敬主持的九思堂是傳統文化的象征,九思意味著慎思和自省。李家對儒家修身傳統的秉承得到整個鹽業的認同,鹽業同盟對白瑞德的集體抵制與其說是聲援九思堂,不如說是沒落的階層在垂死掙扎,鹽業共同體內沒有人樂意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九思堂的覆亡。

    大哥李乃敬任族長期間國勢衰頹,時局動蕩,社稷分崩,本族內部人心渙散,最令人矚目的細節是才七歲大的姐姐李紫痕年紀小小就具有卓見,她受父臨終所托擔負起照顧妹妹李紫云和弟弟李乃之的重任。為了讓弟弟妹妹能夠安心讀書,二十四歲的李紫痕連續拒絕了五次說媒,在一個寒冷的清晨燃香燒壞自己青春的臉,并以血染出佛字。在這樣淵源深厚、歷史悠長的大家族,長姐雖沒念過書,也打心底信奉“唯有讀書高”,她留在娘家吃齋念佛只為讓弟弟妹妹能夠繼續安心念書。又因為掩護弟弟而成為地下黨員,革命成功后有機會到北京工作的她卻并不離開家鄉,這種種為他人著想的細節都顯示了東方女性的高貴。不識字的李紫痕身上同樣有著可以與古希臘女子“安提戈涅”相媲美的偉大人格。李紫痕毀容的細節讓我想起《多余的話》,瞿秋白的父親過世后,母親為了讓族人們供兒子繼續念書不惜自殺,大家子弟的身份讓他們只能擠在讀書升遷這條狹窄的路上。由勞心者降為勞力者則被認為生不如死,這也是古典社會狹窄的自我認同導致的執念。李紫痕以徹底犧牲自己的婚姻念想來為弟弟妹妹的人生鋪路,這構成李乃之深刻的童年創傷,他出身名門卻無恒產,名不副實卻受著宗族禮儀的規訓,他比貧寒子弟更深地感受到世道的落差和人世的涼薄,這也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隱因。

    李乃之就讀的中學的校長趙伯儒是革命家,趙校長送給李乃之的幾冊書分別是魯迅的《墳》《吶喊》、劉半農的《揚鞭集》、李大釗的《論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和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這些具有進步傾向的書籍在李乃之的心靈播下了革命的種子。在1927年12月那場極為恐怖的鎮壓共產黨運動中,趙伯儒和其他共產黨員一起被槍斃,趙校長視死如歸的從容、他對未來“必將是赤旗的世界”的理想深深地撼動了青年李乃之。銀城的那場屠殺本為將本地的共產黨員斬草除根,卻讓青年學生李乃之成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火種從他身上生根發芽,頓成燎原之勢。李乃之信奉進步思想,積極閱讀《傀儡》《夢醒了》《一只馬蜂》《少年漂泊者》《共產黨宣言》《餓鄉紀程》等作品并通過表演《獲虎之夜》等戲劇啟發大眾。而族長李乃敬在“綠天書屋”案頭擺放的是《曾文正公全集》,他閱讀的是傳統的家書、日記、詩文、奏折、札記等等;而且他給兒子雙喜的啟蒙讀物依然是《三字經》《幼學瓊林》之類。一言以蔽之,李乃敬讀書是為了再當圣賢,傳承家業,渴望現世安穩;而李乃之閱讀具有時代感召力的新文學,并以社會活動來促進同代人的覺醒。族長李乃敬和進步青年李乃之兩兄弟的閱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隨著現代白話文的改革,“五四”新文學已與傳統經典分道揚鑣,形成對峙,“五四”新文學吸引了一代青年人走上革命之路。白秋云和李乃之的姐姐紫云是同學,也是好朋友,這種關系使她有很多機會接觸李乃之,在一次看他演戲之后,白秋云被戲劇角色深深打動,也被李乃之的革命理想所感染,與他結為連理。李紫云的婚姻卻沒能擺脫大家族的套路,當時楊楚雄據守銀城,威重一方,與族長李乃敬設計娶了李紫云為妻,婚姻的資源交換性質再次顯現。

    在白瑞德和李乃敬的鹽業之爭之上,是時代巨大的革命浪潮。軍閥混戰、國民黨對共產黨的鎮壓、抗日戰爭、國內革命和多種政治運動頻仍。李乃敬是一個當之無愧的傳統文化的尊奉者、守護者,白瑞德是西式的商業精英,楊楚雄是新興的軍事翹楚,他們之間雖然也有利益沖突,但他們的核心利益卻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捍衛既定的秩序,這使得他們在矛盾紛爭的同時有惺惺惜惺惺之感。而真正的叛逆者卻來自家庭內部的革命者,是李乃之、白秋云等人。排行老九的李乃之到底革了長兄以及整個家族的命。李乃之由姐姐帶大的童年注定了他的革命性,他所受的教育讓心田里革命的種子茁壯成長?!杜f址》沒有使用漫畫式的高大全來塑造他們,他們各自都保留著自己的身份特點?,F代文明所需要的契約精神和傳統文明對社會身份的根深蒂固的認同之間的矛盾非常深,社會在轉型過程中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但傳統的力量過于強大,走上革命道路的白秋云也深深地依戀著傳統文化,她在李清照的詩詞研究方面下過功夫。李清照在戰爭期間的痛苦經驗在她的詩詞里得以重現,通過黍離悲歌代代相傳。

    李乃之走上革命道路也并非一帆風順,他親歷了1927年的大屠殺,也見識了革命隊伍人員的混雜,目睹了革命者的高貴,也見識了個人的私欲。當他第一次親自施行暗殺時,他的人道主義立場幾乎要占據上風,他的心靈受到激烈的震蕩,但革命者的身份時時提醒并規訓他,使他往布爾什維克理想靠近。意志如此堅定的李乃之也未料到1939年被親姐姐搭救會成為他畢生的污點,在后來的各種運動中都會被重新翻開來審視,這是《舊址》與過往的革命歷史小說的不同。

    《舊址》在敘事結構和話語方式上則受到《百年孤獨》的影響。小說力圖打破線性敘述,從新中國成立之后的行刑事件講起:曾經的銀城地下黨員李乃之在北京工作,他作為副部級官員正在忙著視察,忙著建設社會主義,而在他的故鄉銀城,“行刑隊長劉光弟暗自核對過,在這一百零八個人當中,有三十二個人姓李。幾乎囊括了九思堂李氏家族三支當中所有的成年男子。臨行刑的前一天,劉光弟向軍管會遞交‘請戰書’。要求由他來打響第一槍,親手處決自己的舅公李氏家族的掌門人李乃敬”。[1]劉光弟與家族的決裂乃革命的結果。正如亨廷頓的判斷:“一場革命最有意義的成就便是政治價值觀和政治態度方面的迅速變化。以前被排除在體制之外的群眾現在認同于它,以前可能認同于體制的精英人物現在則被它拒之于門外”,“革命的目標是建立新的同質共同體”。[2]革命建構新的認同、新的身份,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漫長傳統遭到了革命的修改。李家的后代李京生成為歷史學博士,他為考察鹽業狀況赴祖籍銀城進行田野調查,站在“舊址”上,猛然遭遇到自己的家族故事。此刻,民族國家的大歷史與個人家族的歷史交叉匯合,就像《百年孤獨》結尾時布恩迪亞家族看到預言其命運的羊皮卷。

    王堯認為:“你可以說李銳是在為一個家族招魂,他確實是在與祖先和親人對話,那個李京生甚至也有李銳的影子?!薄芭c其說李銳是在為家族史重溯根源,毋寧說他是在為‘革命史’尋根究源?!盵3]無論是為家族還是為“革命史”“尋根”,都是為了建構認同,為了將稍縱即逝的現在置于綿綿不斷的意義之流,如泰勒所言:“我們想讓未來恢復過去,使之成為具有內含或目的的生活敘說的組成部分,使之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整體?!盵4]意義建構認同,誘惑著人類追求、奮斗、革命。

    《舊址》要面對的歷史是同族年齡相差懸殊的兩位堂兄弟迎來了截然不同的命運。雖然革命家李乃之一度平步青云,但是他的家族,他的出身,尤其是1939年的神奇脫危經歷就像“紅字”一樣烙印在他的生命深處,成為他終生無法洗清的污點。在種種政治運動中,白秋云的買辦資產階級出身都讓她蒙羞,她曾經深深地為自己的家庭出身感到羞愧,后來讓她感到安慰的是她知道每一種出身的人都有自身的弱點,貧賤階層也有貪婪的欲望。白秋云冷靜地有步驟地選擇自殺:她教會7歲的兒子做家務,然后攢夠了安眠藥。她想起表哥服砒霜自殺,經受痛苦掙扎之后遺容的難堪,她用安眠藥讓自己睡一個不再醒來的覺。李紫痕的毀容,趙樸庵的自殺,冬哥兩次跳水救人,文達自殺,白秋云自殺……這一連串非正常死亡亦是伴隨革命在李家和白家發生的。

    傳播啟蒙思想的校長趙伯儒視死如歸的革命精神就像一盞火把照亮李乃之的人生之路。當上了年紀的干部李乃之回到鄉村改造時,他與老牛和老農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他對鄉村和延續千年的農業文明有了全新的感受。不管監管如何嚴苛,他總有辦法弄到酒,讓自己一醉方休,在生命最后的困局中,回顧自身和整個家族的命運,回顧自己革命的一生,革命是名詞,也是動詞。臨終之前李乃之在報紙的空白處全部涂滿了“革命”二字。這是作為革命主體的李乃之對自己一生的確認,也是他對世紀主題的反思。歷史沒有如果,李乃之和他整個家族離奇曲折的遭遇就是歷史的一部分。

    家庭身份引發的悲劇延伸到下一代,李乃之和白秋云的女兒名叫延安(在延安出生的)堅持與家庭劃清界限,并在下鄉時將自己嫁給窮得娶不到老婆的羊倌歪歪。比起性格悲劇,身份悲劇來得更為決絕,身份是混雜的、流動的,既具縱向的延續性,又有橫向的拓展性。最古老、最基本的命題“我是誰”時時橫亙在生命當中。那種幾近窒息的困境常常叫人無語凝噎。而在整個國家進入現代轉型之際,這種新舊觀念的沖突尤為激劇,具有新思想、新觀念的新一代往往成為革命者,對舊家族進行反戈一擊。大家族的覆亡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但鐘鳴鼎食、名門望族的家族精神卻會融入民族的歷史長河,生生不息地流淌。

    《舊址》中李乃之信奉馬克思主義學說走上革命道路,最終終結了自己的舊家族。隨著個體融入集體,民族國家認同逐漸取代了舊式的家族認同。墳地上也會長出百花,大地上壯麗而光明的新事物都在黑暗的廢墟般的“舊址”中成長。

     

    注 釋

    [1] 李銳:《舊址》,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頁。

    [2] [美]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頁。

    [3] 王堯:《李銳論》,《文學評論》2004年第1期。

    [4] [加]查爾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韓震等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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