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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慶西:木猶如此,人何以堪
    來源:《讀書》 | 李慶西  2022年05月20日08:33
    關鍵詞:古典文學 恒溫

    《晉書》編目有個特殊之處,于諸臣列傳之外,“四夷”和“載記”之間,又插入三卷列傳(卷九十八至一百),分述王敦、桓溫、祖約、蘇峻等二十人。如此另冊處置,無非叛臣奸佞之屬。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謂:“王敦等聚于四裔(夷)之下,不名叛而叛顯矣?!笨伞稌x書》偏是不立叛臣奸佞之目,之所以“不名叛”,撰史者或亦拿捏不準。

    某些人物是否可稱叛逆,實是兩說,譬如桓溫。此公似有“不臣之心”,亦曾“以雄武專朝”,對皇權多有侵凌。但聯系實際歷史語境看,在與十六國割據政權的對峙中,東晉王朝君臣關系自有其特殊性。歷史學家周一良認為,桓溫與王敦大有不同,其早年建功立業之時未必已存心篡奪皇位,只是利用北伐為政治資本(這說法亦未免陰謀推定)。對于桓氏滅成漢和數度北伐,周先生都有正面評價,認為論功績可與謝安相提并論(《魏晉南北朝史札記·晉書札記》)。人所周知,永嘉之亂后已是“王與馬,共天下”,王導主持江左大局,聯合南遷門閥與江南士族共扶晉室,之后漸而是各自與司馬氏共天下,此亦魏收所謂“君弱臣強,不相羈制”之局(《魏書·僭晉司馬睿傳》)。當然,此說只是強調君臣關系失衡,而東晉面臨內外紛亂尚能延祚百年,實際上亦是強臣與朝廷互相制衡與扶持的結果,如桓溫與簡文帝,與中朝謝安、王坦之諸輩,相互掎止,也是相互依存,猶之圍棋雙方“共活”。這種“共天下”必然是一種政治妥協,本質上屬于特殊情形造成的“共和”形態。

    東晉“君弱臣強”之局,成因復雜。除了西晉八王之亂、永嘉之亂造成國勢頹靡,內憂外患的紛雜局面,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君主不是幼年即位,就是享祚或享年相當短促。如,元帝中年而夭,在位只四年;明帝在位二年,二十七歲死;成帝在位雖達十六年,死時才二十二歲;康帝在位二年,只活到二十三歲;穆帝二歲即位,十九歲崩;哀帝在位三年,二十五歲死;廢帝雖成年登基,五年后即廢黜;簡文帝天年不短,活到五十三歲,但皇帝做了不到兩年;之后孝武帝十歲嗣位,享祚二十四年,倒成了兩晉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墒切⑽涞浅粠兹?,桓溫就死了?;笢貕蹟挡凰愫荛L,活到六十二歲,一生竟經歷了九朝天子(還不算西晉最后兩位),中間七帝串起他整個的政治生涯。歷朝都是弱主,朝廷之外自然形成機樞,他前有王導、溫嶠,后有謝安,數輩強人自為中堅,大局如此。

    桓溫(三一二至三七三)字元子,出身世家,其父桓彝曾為明帝近臣,后補宣城太守。蘇峻叛亂時,桓彝固守涇縣而死,桓溫時年十五,三年后手刃仇家數子,頗顯豪士風概。其仕宦之初情形不詳,《晉書》本傳從他“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說起,他二十四歲就成了瑯邪太守,旋而又是徐州刺史(按,此瑯邪、徐州均為僑置)。南康長公主乃明帝長女,明帝駕崩之日公主未成年,桓溫才十四歲,選為駙馬應在成帝時。不消十年,桓溫已位陟顯赫,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

    穆帝永和二年(三四六),桓溫率兵伐蜀,翌年滅成漢取益州,進位征西大將軍?;笢匚鞣ヒ饬x重大,蜀地富饒,得而有之,自是國之大利。再者東晉偏安江左,巴蜀勢據上游,極易為其控扼。先前晉滅東吳就是借助長江水道之便利,“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這才幾十年前的事情。

    之后,桓溫北伐石趙,但穆帝對他這回的遠征未予支持。軍次武昌,被撫軍會稽王司馬昱(即后來的簡文帝)攔阻,稱其出兵唐突,使人“妄生疑惑”“憂及社稷”云云。其時朝廷以殷浩為中軍將軍,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兵馬北征許(昌)洛(陽)。司馬昱入朝輔政,力挺殷浩,用以掣制桓溫。無奈殷浩屢戰屢敗,以致朝野皆怨,桓溫趁勢奏劾其罪,終被免為庶人。此后內外大權歸于桓溫。永和十年(三五四),桓溫再度北伐,欲拔除苻秦。晉軍出荊益長入關中,大戰白鹿原,進至灞上。當地百姓持牛酒迎于路者,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但此役最終也是無功而返,因苻健搞堅壁清野,斷了晉軍糧草。

    本傳記述桓溫“自江陵北伐”一段,大約在穆帝升平年間。這回好像并未遭遇頑敵強力阻擊,桓溫率師進入洛陽,駐兵故都太極殿前,傳曰:“徒入金鏞城,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钡珪x軍南撤后,不僅洛陽,司豫青兗四州又重新淪陷。

    哀帝時,桓溫作還都洛陽之想,又欲北征。此時桓公頭銜又加碼,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但皇上召他入朝參政,不許他率師遠征,又加揚州牧、錄尚書事?;笢匾褟那G益二州轉進合肥一帶,又移鎮姑孰(今安徽當涂),但他拒絕入朝,上疏曰:“至于入參朝政,非所敢聞!”他不愿“解帶逍遙,鳴玉闕廷,參贊無為之契”,他激忿地剖露心跡:“愿奮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恥帝道皇居仄陋于東南,痛神華桑梓遂埋于戎狄?!?/p>

    廢帝太和四年(三六九),桓溫率兵五萬討伐前燕。先期拿下湖陸、金鄉(均在今山東濟寧),借水道向鄴都(前燕都城,在今河北臨漳)進軍。據《晉書》本傳描述,其過程十分艱辛——“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巨野(巨野澤,即北宋梁山泊)三百余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倍珊雍?,在林渚(在今河南新鄭)與燕軍大戰,破敵至枋頭(在今河南??h)。其時燕主慕容乞援于前秦苻堅,致使晉軍遭遇秦燕兩軍夾擊?;笢財祽鸩焕?,竟又是軍糧竭盡,“及聞(苻)堅師之至,乃焚舟棄甲而退”(《晉書·慕容載記》)。這回桓溫折損三萬余人,弄得有些灰頭土臉。不過,本傳對桓溫北伐不利未予究詰,歸咎糧草不給,似不忍抹殺其抗敵勇氣和軍事才能。

    《晉書》本傳“自江陵北伐”以下,至“師次伊水”一節,接連采入《世說新語》兩則軼事。前者出自《言語篇》,其曰:

    (桓)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瑯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之前敘述桓溫調兵遣將部署軍務,這里突然插敘其行軍途中軼事,筆墨轉向傳主風神意概。但錢大昕注意到《世說》本無“江陵”二字,且質疑曰:“(桓)溫自江陵北伐,何容取道江南邪?”江陵(今屬湖北)在荊州,而錢氏考證,金城在丹陽郡江乘縣(在今南京市東北長江南岸),北伐師旅豈能向東南而行。他認為《晉書》受庾信《枯樹賦》“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之語誤導,“遂疑金城為漢南地耳”(《廿二史考異》卷二十二)。這不能不讓人懷疑,本傳關于桓溫北伐之旅有移花接木或疊置敘事。

    桓溫早歲為瑯邪太守,求朝廷割丹陽郡江乘縣立為僑郡。此時行經金城,見當年所植之柳已長成大樹,不由得感慨歲月蹉跎?!澳惊q如此,人何以堪!”他已位極人臣,何以不堪,夫復何求?你能想到的,自然是北伐未成,中原尚淪于戎狄。如此情感與情懷流露,不同于奏疏文牘之慷慨壯語,是直面生命的真性情。但本傳于此段之下,又引《世說·輕詆篇》一則,桓公與諸僚屬登臨眺矚中原,慨嘆神州陸沉,又講述曹操宰劉表千斤大牛事,頗具警策之義。此際,桓大司馬未免以魏武自況。與前者合而觀之,似乎可讀出另一層意思。

    縱觀本傳敘事,所謂桓溫篡逆,并無任何實錘證據,卻不乏以意逆志的種種軼聞。如借名士劉惔之口,稱桓溫“眼如紫石棱,須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乍看似是贊語,但將桓溫比作孫權、司馬懿之輩,不啻說其覬覦天下。

    傳中又舉述術士郭璞讖語,影射桓溫篡奪之志——

    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眱赫?,子也;李去子木存,車(車)去軸為亙,合成“桓”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內大縣?!睜杹?,謂自爾已來為元始,(桓)溫字元子也,故河內大縣,“溫”也(按,“溫”乃雙關,司馬懿,河內溫縣人)。成、康既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

    史官采用這類測字算卦的八卦,乃于虛擬語境中展開詭異想象。不過,其根據只是成帝、康帝崩殂后,桓氏坐大的事實??墒聦嵣匣笢夭]有篡位之舉(未述及任何實質性舉動),于是本傳又引述一則更加詭異的故事,以破腹斷足的血光之相告誡桓溫,若做天子當有殺身之禍。此事采自陶潛《搜神后記》“比丘尼”一條,原文如下:

    晉大司馬桓溫,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為檀越。尼才行不恒,溫甚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臠切。溫怪駭而還。及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形當如之?!睍r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節。

    桓氏“終守臣節”,原來是有仙尼懸之惕厲之義。本傳采入這個故事,給桓大司馬終未僭位登阼做出某種解釋。其實自漢末魏晉以來,“方謀問鼎”幾乎被人視為英雄氣概。

    《晉書》諸臣列傳多引晉人小說段子,溫傳亦是,如“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如“君拜于前,臣揖于后”之類,均出自《世說新語》。劉義慶書中輯錄桓溫事略多達八十余條(幾與王導、謝安相埒),且多有賞譽之言,這也見得晉宋士人對他的看法大體不壞。

    桓溫既總督內外,不斷向諸帝灌輸恢復大計,本傳抄錄桓溫奏疏四章,皆屬此例。其平生事略最重要者莫過于北伐,概要已如前述。不過,他在內政方面亦有深謀遠慮,如本傳舉其“上疏陳便宜七事”,并撮述如下:

    其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莫使能植。其二,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久于其事。其三,機務不可停廢,常行文案宜為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獎忠公之吏。其五,褒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學業。其七,宜選建史官,以成晉書。

    這些舉措皆著眼于風習教化和政府職事,從整頓官場風氣、裁并政府機構,到典章制度、文化教育,皆有籌劃。這里所謂“便宜七事”,用現代語言來說,都是關乎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性安排,關乎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領域??梢娀甘纤紤]長遠,亦頗有治國理政之才,不只是一赳赳武夫。

    此公還有一項重要政績,這里不妨說一下?;笢卦诎У蹠r主持“庚戌土斷”,為考課稅收厘定法規,是當日振興經濟的重要措施。所謂“土斷”,簡單說就是以土著為斷,所有人等均按居住地入籍。因為東晉時,江南各地設立許多僑置郡縣(按北方原有郡縣名之),用以安置大量南遷的北方人口,這些流民在南遷士族庇護下,不負擔官家租稅徭役,桓氏搞“土斷”就是厘改因僑置政策造成的人口隱匿和財稅流失之弊。奇怪的是,此事《晉書·桓溫傳》并無記載,而《食貨志》亦竟一字未提。查《哀帝紀》,只約略說及“大閱戶人,嚴法禁,稱為庚戌制”。倒是《宋書·武帝紀》有明文記述,因劉裕在晉時,亦曾依界土斷僑民。安帝義熙九年,劉裕上表稱:“大司馬桓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于此?!?/p>

    不能不說,庚戌土斷帶來的“財阜國豐”,實實在在給東晉政權注入續命的活力?;笢厮篮?,東晉又延續了近半個世紀,自是有財力支撐國家機器。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有“東晉國勢不弱”之說,其曰:“東晉君弱臣強,勢則然矣。而其立國之勢,卻不為弱。劉琨、祖逖志在興復,陶侃、溫嶠屢有誅翦?;笢刂疁缋顒?,謝安之破苻堅,劉裕之擒慕容超、姚泓,朱齡石之斬譙縱,皆奇功也?!蓖跏峡粗氐氖桥c北方割據政權的軍事較量,但一切征伐背后自須相應的經濟保障。其實,東晉最終亦未滅于“四夷”,而是劉裕代晉稱帝——劉宋接盤,復制了曹魏代漢、司馬氏代魏的一幕??梢?,王氏“東晉君弱臣強”和“國勢不弱”之論,所言不虛。

    本傳“史臣曰”稱贊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又斥其“蓄無君之志”“窺覦周鼎”,可謂毀譽參半。史官總將桓溫北伐解釋為立功立威之私心,而諸葛亮亦連年征戰,且未暇審視國計與內政,在人們眼里則是千古社稷之臣——界限在于所謂忠與不忠。

    桓溫備受非議,無外乎廢立一事,就是廢帝奕而立簡文。此事因以“人倫道喪”為由(帝奕三子疑為嬖人所出),史家多認為是床笫之誣?!稌x書·廢帝紀》有謂:

    初,桓溫有不臣之心,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遭時議。以宮闈重,床笫易誣,乃言帝為閹,遂行廢辱。初,帝平生每以為慮,嘗召術人扈謙筮之。卦成,答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本谷缙溲?。

    帝奕乃庸主,對桓溫來說并不礙事,何故將他拿掉,好像也找不出別的理由。換上來的簡文帝卻是老油條,歷宰三世,預事多年,而且與桓氏向有嫌隙。如果說桓溫操辦廢立之事是出于私欲,豈不是給自己添堵?史家侈言桓氏“不臣之心”,都不說起這一層?!稄U帝紀》引錄“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的卦辭,不知是什么意思,倒是正好印證這事情的結果:拿掉帝奕,保住晉祚。

    本傳謂:當初廢司馬奕后,桓溫入朝見簡文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桓)溫兢懼不得一言而出”?!逗單牡奂o》亦記述這一幕,而且還有另一幕,當時桓溫以謀反之罪奏誅武陵王晞,簡文帝態度很堅決,也很微妙——“帝不許,(桓)溫固執至于再三,帝手詔報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瘻赜[之,流汗變色,不復敢言?!痹捳f到這份上,讓他覺得觳觫惶恐。不管他內心是否瞧得起司馬昱這人,可他現在面對的是國之神器。

    簡文帝是他弄上來的,可他不是能夠“挾天子”的狠角色。但另一方面,桓溫這人矯厲的個性亦在在可見,晉帝的詔命多半對他不管用,他喜歡自行其是。他打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老例,皇上不許北伐,他照樣出兵。天下亂成這樣子,他大司馬說了算。北伐不成,他就回姑孰老窩里待著,寧愿盤踞方鎮,不留京都擅政。哀、廢、簡、孝四帝都曾召桓氏入朝參政,他一概拒絕。他不喜歡待在皇帝身邊,或似乎有意跟朝廷保持某種距離。

    桓溫跟王敦不一樣,雖總攬兵戎,功高蓋主,卻不像后者“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那般跋扈。東晉政治向來以家族勢力運作,王敦出于瑯邪王氏,根基深厚,“將相岳牧悉出其門”(《王敦傳》),這一點桓氏比不了?;笢匚磭L躁進篡奪,也許根本就沒有那種打算。合理的解釋是,他跟這套國家機器有著休戚與共的關系。

    本傳說,“(桓)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于己,不爾便為周公居攝”。這種說法太不靠譜,桓溫比簡文帝年長八歲,不能預期他會死在自己前邊。至于圣體不豫之際,誰知道他是否有過禪代之想,但史家喜歡討論這種后設問題。本傳就是拿他與其弟桓沖信中兩句話來說事,“遣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這不能說明他有非分之想,他是對王坦之和謝安“處大事”而嘖有怨言,他自知來日無多,已無力與之糾纏。簡文帝臨終前詔命桓溫入朝,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一日一夜頻有四詔,桓溫偏是托詞不入。他疏表中有這樣的話:“……但朽邁疾病,懼不支久,無所復堪托以后事?!边@也是實話。簡文不做禪代文章,桓溫亦自無心自取,事實就是這樣。

    對桓溫這類人物,后人往往以叛逆思想罪之,如王夫之《讀通鑒論》斥桓溫為賊為逆,其論相當苛刻。船山先生“理勢合一”的歷史觀背后是華夷之辨的理想主義,故難免落實為君明臣忠的評騭標準。在復雜的歷史情境中硬要追究忠誠與否,自然少有“理解之同情”。

    不能不說,史官衡鑒人物往往帶有成王敗寇的勢利眼,曹操、司馬懿真正是當朝掘墓人,卻未有篡逆之名(篡逆是小說家之言),就因為他們各自奠立了一個王朝。假如諸葛亮真要像劉備臨終所言托付,如嗣子不才“君可自取”,那算是代漢稱帝還是篡位的偽主,似乎不好說,大抵要看其國祚氣數長短。當然歷史不可假設,只是作為假設的話題別有意趣?;笢厮篮?,其幼子桓玄奪晉帝位立國,很快為劉裕所滅,他那個國號就被史家稱作“偽楚”(桓玄實在是坑爹,這也是史家嘀咕桓溫篡逆的重要緣由,此姑不論)。然而,劉裕代晉稱帝,就堂而皇之成了劉宋。八百年后辛棄疾寫下京口懷古的動人詞句,“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這是將歷史轉化為修辭,而修辭則凝固為某種情感。

    至于桓溫,為什么就不能有禪代之念?問題是,他有嗎?

    值得注意的是,《晉書》關于桓氏企望禪代或蓄謀篡逆的敘事,廣泛采入小說、軼聞、卦辭、讖語等非歷史文獻,借以構成所謂“不可靠的敘述”。這不妨理解為一種反諷修辭,撰史者未敢對“不臣之心”視而不見,卻留下作為質疑敘事真實性的伏筆。

    說到底,桓溫還是太“溫”,終究未能豁出去。孝武帝即位時,他入京拜祭簡文高平陵,在車上跟隨從說,他像往常一樣見到了先帝,謁陵時只聽他連聲嘟囔“臣不敢”。其實,這是一個介于忠與不忠、果敢與猶疑之間的復雜性格。在玄風大盛的覺醒年代(李澤厚所稱“人的覺醒”時代),桓氏意識到忠誠無價值,而“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他只能繼續扮演似醒未醒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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