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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謝絡繹《生與死間的花序》:鄉村鏡像、精神尋根與自我發現
    來源:《長江叢刊》 | 李雪梅 遲文瑞  2022年05月17日09:56
    關鍵詞:鄉村 精神尋根

    “書中書”的敘事結構似乎總能產生一種敘事的魔力。伊恩·麥克尤恩的《贖罪》以“書中書”結構打造關于幻想與現實、戰爭與愛情、罪惡與救贖的敘事迷宮,安東尼·霍洛維茨的《喜鵲謀殺案》以“書中書”和“案中案”制造懸疑推理,講述一個個充斥著嫉妒、貪婪、冷酷的野心和謀殺的故事,莫言的《蛙》則以“書中信”“戲中戲”講述半個多世紀近乎魔幻的生育史。這種“中國套盒”或“俄羅斯套娃”式的嵌套結構,用多元化的敘事時序打亂線性的故事時序,有利于作家更從容地進行時空調度,產生虛實相生、時空轉換的藝術效果。謝絡繹的新作《生與死間的花序》(下文簡稱《花序》)也采用了這種奇妙的“書中書”結構,小說在整體上并置了兩個敘事層??蚣軘⑹聦邮遣哒谷肆_漫以第一人稱講述和畫家魯開悟的現實交往以及羅漫作為讀者的閱讀行動,嵌入敘事層出自小說里的虛構人物,即畫家魯開悟的書稿,這部“書中書”以第三人稱全知視角講述鄉村近百年的變遷史和農民企業家魯開伍的個人生命歷程。兩個敘事層在交替推進的同時,又將后者拆分為兩個部分,切近現實的部分在框架敘事中由羅漫的閱讀行動有選擇地呈現給讀者,進一步模糊真實與虛構的界限。最后,諸多謎題在魯開悟給羅漫的郵件中匯合并解密。這種敘事形式一方面宣示了作者形式創新的野心,另一方面在作為農民企業家的魯開伍、作為畫家的魯開悟和作為魯開悟選定的“影子”羅漫之間的對話中,生成了更加豐富的閱讀倫理。

    “我必須想辦法看透更遠以前的事情,才有機會在今時今日從普遍的生命力中捕捉到最為深刻地東西,那是一種貫穿性的,疊加的,催人淚下的情感經驗。我的沖動告訴我:我負有表達的使命?!濒旈_悟在給羅漫的信中這樣闡釋自己的創作動機。當魯開悟的書稿在小說中以“書中書”的形式呈現出來,羅漫以局外人身份閱讀來自鄉村內部的講述時,其中的特殊情感和鄉村鏡像便產生了一種陌生化效果,進而引導真實讀者逐漸進入有關鄉土中國、革命中國與城鄉中國的發展歷程,認識魯湖村那些被地主欺壓的祖輩們、戰爭年代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者、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集體勞動者、“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青們、新時期分田到戶后的個體勞動者以及新世紀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中的新型農民群像。

    費孝通所言“鄉土中國”的社會形態自近代以來一直處于被打亂和重塑的過程,但其熟人社會、差序格局、禮治秩序、無訟政治等特性也一直持續發揮著或重或輕的作用。鄉土中國是《花序》中鄉村變遷的底色,潛在影響著人物和故事的走向。因為家族勢力的逼迫,童養媳張銀妮在丈夫意外身亡后,為了留在魯家謊稱懷孕,正在她苦于無法向魯家人交代時,偶遇生在水邊的水生,將他帶回魯家,成為她腹中并不存在的孩子的替身。就在此時,革命中國的敘事同步展開。主人公魯開伍的成長歷程看似與這段激情燃燒的革命歲月沒有交集,但包括水生的親生父母在內的十二個地下抗日工作者被日軍殘忍射殺時,他們在大雨滂沱中犧牲的姿勢和留下的鮮血成為魯開悟“三世緣怨”的起點,潛藏在他的血脈里,等待他的重新發掘。經過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和曲折的社會主義集體化時期,故事進入到1980年代初期的包產到戶時期。當人們普遍置身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激發鄉村活力的樂觀想象時,小說借萬年河的疑問埋下歷史的伏筆。譬如包產到戶后,以前由集體統籌的水利建設如何開展?機耕道荒廢的問題如何解決?幾十年后,當鄉村在各家各戶之上又建立起互助組織時,萬年河知道這種集體化并不意味著倒退,而是在借鑒歷史上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同時適應當下鄉村發展的新型合作形式,他在主導走馬崗五百畝試驗田集中種植的項目中,自發創建的走馬崗合作社就是不斷探索形成的新型合作社,在日益空心化的鄉村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如今,“中國已經從以農為本、以土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鄉土中國’,進入鄉土變故土、告別過密化農業、鄉村變故鄉、城鄉互動的‘城鄉中國’”。(劉守英、王一鴿:《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中國轉型的鄉村變遷視角》,《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農民企業家魯開伍的成長正是抓住了中國社會從“鄉土中國”走向“城鄉中國”的契機,成為改革大潮中的弄潮兒。他開風氣之先外出打工,從木工開始,再學造價、干包工頭、當老板,走出魯湖村,走出江黃鎮,走出萬洲縣,直到在省會春江市安家落戶,一時風光無限,因為在多年的城鄉區隔中,人們形成了最直接的認知:“離土地近的人土,離土地遠的人洋”。但成功后的魯開伍又開始官商勾結,組織所謂“江黃會”,還借著送禮的不正之風,一頭扎進藝術的海洋。他也試圖在房地產業的快錢中分一杯羹,竟然想出拆分批地等辦法規避政策在家鄉征地,最終因為觸碰了國家耕地政策的紅線,換來三年的牢獄之災。魯開伍最初的發跡和創業成功,以及后來瘋狂的擴張和目無法紀,顯然具有某種象征意義,內蘊著近年來中國社會發展的經驗教訓,以及人性欲望的動力機制和罪惡淵藪。

    為了在更宏闊的歷史長河中講述中國特色的鄉村故事,書稿還設置了兩個更具象征意義的人物——魯紅蓼和萬云朵,她們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一種怪癖。魯紅蓼從小就愛撿拾一些看似無用的小物件,她地洞里日積月累的那些散發著泥土氣味的舊東西,穿越歷史的隧洞,連通著過去、現在與未來,是一部活的江黃史。更神奇的是,“2025年,博物館建成了,它渾身通透地矗立在魯湖村覆蓋著紅蓼的細山之上,成為江黃最具未來感的景致”,這是魯開悟書稿結尾處的奇觀,也象征著作者理想的歷史敘事,即“展品自身所傳達的對于過去所抱持的冷靜而中立的表達方式”。萬云朵則喜歡文件勝過一切,她對文件的癡迷看似偏執,但恰恰可以在關鍵時刻撥開迷霧,在魯開伍發展工業和萬年河發展農業的爭議中,在鄉村文化產業發展與博物館建設的契機上,萬云朵往往能語出驚人,正是文件給她帶來的見識。她看似糊涂,但明白文件里有大方向。對萬云朵來說,“那些字構成的公文有著不具情感的安全感”,其中也隱喻著中國特色的發展之路,即得益于黨的政策不斷指明新的發展方向。

    《花序》的“書中書”就這樣以魯開伍及其家族歷史為中心,書寫鄉村變遷的故事,并以鄉村鏡像映射現代中國的發展之路,在一定意義上具備了宏闊的史詩意味。

    “書中書”里的企業家魯開伍在現實中以畫家魯開悟現身,從“伍”到“悟”,意味著一個人心性的改變,以及精神尋根和自我救贖的心靈渴求?!凹t蓼”正是在這種暗示下,逐漸顯形為畫家魯開悟一直在尋找的“原始意象”。從紅藍兩色的執念到最終發現紅蓼,貫穿了整個小說的故事。在嵌入敘事層的“書中書”里,“紅蓼”是不被注意的花名(魯湖村水邊隨處可見)和普通的人名(魯開伍的妹妹魯紅蓼),在魯開悟的現實世界里,“紅蓼”從低賤的野花完成了作為“原始意象”的轉變。在兩個敘事層的對話中,在歷史與現實的輝映下,看似粗笨潦草的“紅蓼”建構了一個堅不可摧的精神堡壘,幫助魯開悟尋找到血脈之根和精神之根。魯開悟堅信他的最后一幅畫將以這種方式被召喚出來。王陽明曾言:“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保ㄍ蹶柮髦?、王建軍譯注:《傳習錄新解》,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6年版,第356頁)王陽明強調心外無物,指心乃生發意義的源泉,認為只有“看見”方能賦予“此花”鮮活的生命力?!痘ㄐ颉缝轫摰念}記化用王陽明此說,將第二人稱轉化為第一人稱,變育人為自?。骸拔铱创嘶〞r,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我不看此花時,此花與吾心同歸于寂?!毙≌f中多次強調“連接”,無疑也是意在心靈的發現和相通。

    尋找是艱難的。從“像是成熟的紅色稻子,沉甸甸的,密密麻麻排列在水邊”的寫實性草圖,到“豎起來的抖動的紅色線條,虛虛實實,在藍色的背景上好似潮濕的閃電余燼,又如強光打在大雨上”的視覺沖擊,魯開悟意識到紅蓼就是那個“原始意象”。但此時,他理解的紅蓼仍是以“簇擁”的方式實現“被看見”的欲望,正如他自己曾經那么渴望成功和被認可。直到進入歷史溯源中,他才“悟”出“紅蓼”之于自己的意義,完成了最后的《紅蓼》圖:“一些撲倒在地的紅蓼枝,紅色的穗狀花朵凌亂其間,似在枝葉間穿行的蟲子。一個男人赤裸身體,像是被人從高空中直直拋下,手臂做飛行狀,頭發垂下來,將要觸碰到地面。他的眉目完全暴露出來,臉憋得變形了,顯出紅蓼那種深沉的滇紅色。這幅畫需要辨認才能看出這些內容,事實上,畫面抖動得厲害,色調陰暗,風格有點類似基弗,但線條跳躍,給人以強烈的不確定感?!彼诮o羅漫的郵件中解釋道:“撲倒在地的紅蓼迎接從天而降的我。我將要鉆進那片紅蓼中,鉆進江黃大地中,鉆進茫茫虛空中了?!比缢铀麻T口石碑上“三世緣怨”所暗示的那樣,此時,畫作以變形的方式和魯開悟親生祖父母犧牲、父親降生的畫面融合在一起。1940年大雨滂沱的那一天,河灘上的泥漿流散開來,“紅蓼的根部松動了,接二連三倒塌下來”;此時,魯開伍的親生祖父母被日軍殺害,“一排子彈掃過去,他們一個接一個面朝河水栽下去”,十二位革命志士的鮮血瞬間染紅河水,父親水生就降生于這一大片的紅艷艷中。河邊倒塌的紅蓼和倒向河水的無名英雄疊映在一起,構成真正作為“偉大的象征”的“原始意象”。

    更重要的是,那幅畫是用特殊顏料繪制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會變成一張白紙。魯開悟曾經宣稱“人最大的功能是看見”,認為“被看見”是欲望止息的關鍵,但他最后選擇了“隱身”,以不被看見的方式實現自我的涅槃。那是因為與祖輩們的聲氣相通讓他明白生命的意義并非在于向外的“被看見”,恰如被秘密處決的革命先烈們,他們都曾以自己的方式發熱發光,卻在歷史的長河里連名字都不曾留下。魯開悟“終于從愚蠢的紅藍兩色的執念中跳了出來,也從成名成家的虛榮中跳了出來”,他“寫下浩渺長河中的微物,寫下父輩們的沉潛與生死,以擇選與擠壓的方式來轉化經歷”,他也明白了“我就是我自己的畫”。他的《紅蓼》圖既是對自己來處的追尋,也是對自己一生的總結。他兼具木匠、商人和畫家數職,集兒子、父親、丈夫、情人、老板、下級與朋友、掠奪者、施予者、收藏者、隱居者、囚犯等數種身份于一身。故鄉是一個人遙遠的來處,也是一個人心靈最終的去處,紅蓼便是連接魯開悟和故鄉的“共同的殘留意象”,魯開悟借以實現自我救贖、自我和解和自我療愈。

    同樣失根的還有魯凌星。在國外生活多年,回到故鄉,站在“破敗的鄉村園林”上,她“具有一種外來生物入侵的超然氣質?!彼X得自己與故鄉和親人格格不入,她抗拒種種關系暗中的糾纏。但是,一旦住下來,她的記憶之門就被打開了,正如王饒告訴她的那樣:“先有他們,才有你。這個順序不能忘……挖一鍬土,土里都是這些人的氣味?!爆F代社會里,失根已然成為普遍狀態,魯開悟找到了他的“原始意象”,或許還有無數的魯凌星正在尋找的路上。策展人羅漫,抑或作家謝絡繹何嘗不是如此?

    《喜鵲謀殺案》中,作者開篇就告誡讀者:“這本書改變了我的生活?!保╗英]安東尼·霍洛維茨:《喜鵲謀殺案》,新星出版社,梁清新譯)這是“書中書”結構經常會產生的“有意義的映照”。在略薩看來,在一個故事中嵌入另一個故事,構成多個敘事層,“不是單純的并置,而是共生或者具有迷人和互相影響效果的聯合體的時候,這個手段就有了創造性的效果”([秘魯]巴·略薩:《中國套盒——致一位青年小說家》,趙德明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86-88頁),否則就只是機械地套用形式?!痘ㄐ颉分?,羅漫曾經調侃魯開悟不如改名“魯開吾”,而魯開悟的“書中書”恰好可以視為對“吾(羅漫)”的重新開啟?!痘ㄐ颉方杼摌嫷娜宋雉旈_悟追溯歷史,重現歷史,進而建構歷史。當羅漫在閱讀中不斷對“書中書”的故事進行反思、評論,甚至采取行動時,就打破了虛構和現實的界限,兩個敘事層之間就形成了相互作用,不僅從整體上使小說的敘述層次更加豐富,也使讀者的閱讀體驗變得更加立體化。

    事實上,羅漫是被魯開悟選定的唯一讀者:“羅漫,你是我從一開始就選定的影子?!边@種一體兩面的人物設置是現代小說中常用的敘事技巧。高行健曾經在《靈山》中有過類似的設置:“這漫長的獨白中,你是我講述的對象,一個傾聽我的我自己,你不過是我的影子?!保ǜ咝薪。骸鹅`山》,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308頁)除了書稿之外,小說還讓魯開悟通過書信和郵件,以第一人稱坦白自己的創作意圖,在與第二人稱“你”(即羅漫)的對話中,制造與真實讀者一對一交流的通道,進而對真實讀者進行倫理干預。這種設置使小說呈現出典型的“元小說”特征,讀者得以透過多重視角進入歷史與現實,在敘事的迷宮里重塑自我。羅漫既是信件的受述者“你”,同時又是書稿的讀者和現實生活的敘述者“我”,當羅漫帶著自己的倫理標準閱讀書稿時,有血有肉的現實讀者將帶著自己的倫理標準跟隨羅漫進入書稿,從而建立雙重閱讀倫理。

    小說第一章里,在魯開悟三層別墅的畫室中,那些在紅藍執念中完成的圖畫中,有一幅令羅漫驚嘆的畫作。這幅畫雖然只完成了大約三分之一,但羅漫仍由衷地贊美魯開悟是個天才,魯開悟僅以憂郁和沉默回應。這里有一種錯位。羅漫認為才華橫溢的畫作,其實是魯開悟自己很不滿意的未完成稿。畫稿的線條極具現代性,那是羅漫作為策展人需要的賣點,而線條表達出的“鯉魚跳龍門”畫面,不過是魯開悟前半生從一個普通農民成長為一個企業家的寫照,但這顯然不是魯開悟想要的奇跡,因為此時他已經跳出原來所謂成功人士的生活軌道,他要為一幅準備畫卻始終感到沒有準備好的一幅畫尋找“原始意象”。隨著書稿閱讀的推進,羅漫逐漸深入并理解了魯開悟的心理世界。本來“我”最開始打算只讀點重要內容,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但一番調整之后,“我”產生了深深的代入感,書中的人物跳進現實來了,直到“我仿佛看到這些紅色花朵平凡而不甘的靈魂”、確定自己“沒必要跳出書稿”、“閱讀書稿竟然成了我出離當下的下意識行為”“我激動到睡不著覺”。跟隨“我”閱讀心理的不斷變化,真實讀者在被帶入相應書稿的內容時,會發現“我”的聲音在發生變化,“我”在閱讀中重塑自我。

    作為讀者,羅漫本來既不熟悉鄉村也不熟悉歷史,但她在閱讀中不斷突破自我,在全新的意義上審視書中書的歷史和人物,用他人的故事照亮自己的靈魂,在發現他者的同時回歸自我。作為作者,謝絡繹在后記中說:“我往前一點點追溯,向后一步步拓展,使小說具有了家族綿延更迭的龐大軀體。這正是現實中的我極度渴望的有著最為遙遠的來處和不可知的去處的故鄉?!睍袝淖髡?,“既是站在當下的走出故鄉又回到故鄉的書中主角,也是我這個終于以虛構的方式完成了故鄉意象締結的創作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小說“修補了我內心根系組織的斷裂,帶給我來自大地深處的力量”。見天地,見眾生,見自己。羅漫通過閱讀“書中書”改變了自己的功利主義價值觀,謝絡繹則通過兩個敘事層的并置實現了與故鄉的連接。

    《花序》就這樣以看似錯位的敘述形成撲朔迷離的“花序”,將作者、敘述者、讀者和人物纏繞在一起,在元小說的形式中注入來自歷史深處的力量、靈魂審視的勇氣和時代前沿的氣息,以鄉村敘事的修辭幻象映射民族國家的建構、意識形態的召喚和個體生命的訴求,以小說內置的閱讀倫理引導讀者探尋生死、性愛、欲望與罪惡,尋根與救贖等人類共通的命題,無疑是一次極具探險性質的寫作創新。

    (本文為湖北省教育廳哲學社會科學項目“城市化視域下新世紀女性小說中的城市空間研究”(19Y026)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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