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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主張與行動:胡適董事任上記
    來源:澎湃新聞 | 楊海亮  2022年05月16日08:27
    關鍵詞:胡適

    胡適一生任過多種職務:國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雜志社編委、圖書館館長等。在諸多職務中,胡適的董事身份還未被充分關注和深度研究。其實,胡適出任董事的經歷,可以極大豐富對其基本面相的認識。因此,梳理、辨析胡適董事任上的主張與行動,應該不是無謂之舉。

    青年胡適

    北京績溪會館董事

    1918年7月14日,在致母親馮順弟的信中,胡適提到:“我是會館中董事,又是同族,定當盡力為他照料?!边@里的“會館”,指的是北京績溪會館,當時設在北京椿樹頭條路北,是徽籍人士在京的重要聯絡處。胡適于1917年7月回國,到1918年7月,無論是在北大校內,還是在全國學界,都已成為很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由胡適出任會館董事,對績溪鄉親來說,當然求之不得。

    一向重情厚德的胡適,出任會館董事后,對館務很是熱心,并經常探望、幫扶鄉親。如信中所照料的“他”,即是胡適同村貞仲娘的兒子蕙生。蕙生忽患重病,缺人照應,胡適便與同族生輝公、成亭叔等商議,把他送入首善醫院。信中,胡適告訴母親:“(蕙生)入院已兩日,病勢未減。我今早親去看他,據醫生云,這是一種利[厲]害的熱病,由于血管中有毒菌(菌即是微生物)所致?!?月21日,胡適又寫信告訴母親:“前信說貞仲娘之子蕙生叔之病狀,現他的病已大有起色,熱已退清,想不日當可起床,現尚在病院中調養醫治,望轉告貞仲娘,令其放心?!币粋€星期后,胡適第三次向母親反饋蕙生近況:“貞仲娘家的蕙生,病已好了,現已搬出醫院,在會館中調養?!钡搅?月初,胡適欣喜地告訴母親:“蕙生叔之病已好了,但體氣尚弱,未能復原。前日他已能出門,坐車來吾家申謝。我看他兩手尚有點發抖,勸他安心調養?!睆?月中到8月上,半個多月里,為了蕙生的病,胡適忙前忙后,噓寒問暖,從中可見胡適為人古道熱腸之一斑。

    “平生不解掩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弊鳛閹熼L,胡適對年輕人的支持總是不遺余力,林語堂、許德珩、陳之藩、羅爾綱等,都曾得到過胡適的幫助。對于徽籍學子,胡適自然十分上心。如,1923年9月9日,胡適寫信告訴江冬秀,請她于績溪會館存款中借一百八十元給胡敦元作學費。這個胡敦元是安徽績溪人,當時在清華學習,日后留學美國,成了博士,回國后當了經濟學家。胡適把獎掖后學作為一種“投資”,“永遠有利息在人間”,這是令人感佩的。

    胡適出任會館董事期間,最濃墨重彩的一筆當是營救陳獨秀。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散發傳單被捕,胡適在第一時間作出反應。營救過程中,胡適巧妙借助了徽籍名流的力量。因此,不少與陳獨秀沒有知識連帶感、思想認同感的人,也站出來為陳說話。有的甚至與陳獨秀相左或相對,如馬通伯、姚叔節等,也給予陳獨秀很大的同情。這種做法,讓胡適感念不已。日后,他在給陳獨秀的信中感慨:“我覺得這個黑暗社會里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個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里,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辈荒懿惶岬倪€有時任京師警察廳總監的吳炳湘。吳炳湘是安徽合肥人,雖然充當的是“爪牙”,與陳獨秀無私交,更非同類,但念在同鄉份上,也有意關照了陳獨秀。對于胡適的四處策動,疏通關系,唐德剛也有過相關補充:“我的祖父便是為陳氏暗中奔走最出力的朋友之一。因為那時自段祺瑞以下的‘皖系’巨擘與我家長輩都有點私交?!?/p>

    胡適出生在上海,前前后后在績溪生活不到10年,但他始終對家鄉傾注了無限的感情,除了對家鄉的人親切,對家鄉的事也熱心。1923年秋,胡適聯合胡近仁、胡鑒臣等鄉賢創建上莊毓英小學,還自出年俸兩百四十元的高薪,聘請長于教學還能擔任國文、音樂、體育、美術等課程的鮑劍奴到校任教。1926年10月,胡適聯合鄉人上海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一同致函旅滬績人及各地的績溪同鄉捐贈圖書,在家鄉建立績溪圖書館,初藏書即有三千余冊。1930年10月,胡適又與胡近仁商議,要在上莊開辦圖書館閱報社,并表示愿將自己位于上莊楊林橋橋頭南端的祖房捐出。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當然,胡適忙于教書育人與著書立說,后來更是各類事務纏身,用于處理會館人事的時間和精力日漸減少。1936年底,胡適辭去擔任了近20年的會館董事職務,推薦曹根泰、胡成之為會館副董事。其中,“曹根泰行使董事權利,負責往來賬目,處理會館及附屬產業的日常事務。胡成之負責保管會館契據。胡適還移交了自己從1917年12月起曾經管的會館余款兩千多元?!?937年7月,北平淪陷之前,胡適特意囑咐江冬秀將會館賬目、契紙及公印文書等隨身攜出,妥善保管。

    胡適具有濃厚的鄉土情懷,這種情懷既包含一個游子主動積極對家鄉力所能及的物質貢獻,也包含一個學者對徽州文化的認同和宣揚。作為安徽人,胡適關愛和保護徽籍鄉親朋友,關切和支持家鄉文教事業,其心可鑒,其情可明。胡適多次言及自己是安徽績溪人,要做“徽駱駝”“績溪?!?,也表明他的品格和性情中沉淀了深厚的徽州文化成分。事實證明,徽州文化對胡適的做人與治學產生了深刻而深遠的影響,無怪乎他的日常意識、政治意識、民族意識等都烙上了鄉土印記。

    胡適題詞——努力做徽駱駝

    中華圖書館協會董事

    1925年4月25日,中華圖書館協會在位于上海市北四川路橫浜橋一帶的廣肇公學宣告成立。作為一個全國性的圖書館學專業組織,協會旨在研究圖書館學術、發展圖書館事業,并謀圖書館之協助,以期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達成專業化、標準化與技術化。

    協會成立前后,袁同禮、胡適等人,用力尤多。1925年5月7日,協會召開第一次董事會。會上,胡適向袁同禮提議,為獎勵圖書館學術起見,對于有特殊貢獻者,均聘為協會名譽委員。于是,協會招納了王國維、羅振玉等在社會上深有影響的學者、名流。1925年7月6日,胡適又與梁啟超等聯名向政府呈文,內稱:“擬先從分類、編目、索引及教育四端著手。惟寒儒奮力,終不易于經營……仰懇執政顧念國學,特予殊施,俾所策劃,早得觀成,士林幸甚,為此敬呈?!辈痪?,政府籌撥五千元對協會予以補助。

    袁同禮(1895-1965)

    胡適出任中華圖書館協會董事的時間不長,因為1929年2月協會舉行第一次年會時,對協會的組織架構做了調整,取消了董事部。雖然胡適的協會董事身份解除,但他并沒有與協會脫離關系,而是被協會聘為名譽會員。之后,胡適一如既往地關心與支持協會工作。如,在1930年6月,在協會第三次常委會上,胡適作了即興演講,指出“(學校)所授予學生者毫無真正東西,能供給真正之知識者惟有圖書館耳”,強調圖書館是獲取知識的重要場所,可視為與學校同等的教育機構。

    有人說,胡適是自中國有圖書館稱謂以來,對圖書館最為醉心的圖書館專業以外的學者。一般人對圖書館感興趣多是因為圖書館能“為己所用”,這當中的“自私”成分,十分明顯。胡適同樣有“私心”,但他比一般人的可貴在于,他對于圖書館還有近乎專業的關注。如,1928年7月31日,在上海東方圖書館舉辦的圖書館暑期見習班上,胡適作了題為《中國書的收集法》的演講,指出“古董家的收集法”有太奢、范圍太窄等毛??;“理學家的收集法”則有門類太窄、因人廢言、言因辭廢等弊端。他倡導的是“雜貨店的收集法”,好處是“把收書的范圍擴大”“免得自己去取”“保存無數的史料”“所費少而所得多”等。又如,在胡適的引薦下,圖書館學名家王重民到北大任職。兩人多次商討后,在北大中國文學系創辦圖書館學???。這為以后圖書館學系的孕育奠定了基礎。此外,胡適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任職期間,大力支持中基會資助和推動國立北平圖書館、北大圖書館、清華圖書館等眾多圖書館的建設和發展。

    胡適的中華圖書館協會董事身份,只是我們探討胡適圖書館學理論與實踐、胡適對中國圖書館轉型與發展的歷史貢獻等話題的一個切入點,綜合季維龍、韋慶媛等學者的研究,基本上可以認定:胡適是圖書館事業的熱情關注者,是藏書建設理論的大膽提出者,是圖書館工作的具體實踐者。在中國圖書館事業進程中,胡適盡量利用各種機會參與圖書館的理論和實踐建設,民族危難之際注重對圖書館、博物館等文化教育機構的保護,強調圖書館的開放性,努力實現圖書館社會功能的最大化等,為中國圖書館實現從封建藏書樓向現代圖書館轉型做出了重要貢獻。

    北平輔仁大學董事

    胡適晚年與秘書胡頌平曾經談起北平輔仁大學。胡頌平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中記載:“北平輔仁大學是天主教辦的大學,但我也是輔仁大學的校董,不是奇怪嗎?遠在三十年前,陳垣(援庵)和一位美國傳教士來看我。他們說國民政府頒布的《私立大學組織法》必須設有一個校董會,請我擔任他們的校董?!弊鳛橐凰虝W校,輔仁大學起先按照北洋政府教育部規定制定了《董事會章程》,明確董事會擔負學校全責。后來,輔仁大學又根據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有關規定,重組董事會。但前后兩屆董事會,胡適都不在其中。那么,胡適是何時出任輔仁大學董事的呢?

    胡適與陳垣

    1933年12月30日,時任輔仁大學校長的陳垣到訪胡家。胡適日記記載:“陳援庵先生來談,談了兩個多鐘頭。他是輔仁大學的校長。輔仁現改組校董會,他來請我做一個董事?!边@次見面,胡適與陳垣還談了清代樸學方法的來歷。胡適稱,陳垣“似乎不很相信西洋耶穌會士與清代治學方法無關”。胡陳二人的這次見面,應該就是胡適晚年回憶的“遠在三十年前”的“陳垣和一位美國傳教士來看我”。

    后面證明,胡適接受了陳垣的邀請,做了輔仁大學的董事。1934年3月22日,因輔仁大學校務已由本篤會改為圣言會接辦,又正值董事會董事任期屆滿,乃再次重組董事會。這次重組,胡適正式成為輔仁大學董事。據胡適回憶,“到了校董開會的一天,我看見一位穿紅衣的主教坐在上頭。主席是張繼(溥泉)。我知道張溥泉也不是天主教徒,我放心了?!边@一屆輔仁大學董事會,有張繼、陳垣等15人。合影時,胡適坐于前排,左邊為傅增湘,右邊為劉半農。

    輔仁大學董事會合影(前排左二為胡適)

    胡適晚年還曾回憶:“這個校董會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開過之后,他們把校董的姓名呈報教育部立案了?!边@里,胡適的記憶不準。這個校董會之后也有開會,只是有的會胡適可能沒有參加,有的會是參加了卻忘記了。如,1936年5月,董事會開會,因劉半農、穆爾菲兩名董事已經去世,于是推舉于斌、雷冕繼任,其余董事連任。又如,1937年5月31日,胡適自己的日記顯示:“輔仁大學開董事會。因董事長張溥泉不在,我代主席。參觀輔仁大學,甚有進步?!陛o仁大學校董會記錄原件也有記載:“公推胡適主席;報告及議決事項:一、董事胡適、陸伯鴻、滿德貽任期已滿,復選連任,至民國二十八年任滿……”在另一張輔仁大學董事會董事合影里,胡適站在中排,前面是傅增湘、張繼等人,此亦為證據。

    輔仁大學董事會記錄原件(1937年5月31日)

    出任輔仁大學董事前,胡適已與輔仁大學有過關聯。試舉一例:1934年1月11日,胡適在輔仁大學國文系作了題為《考證學方法之來歷》的演講。這次演講,顯然與陳垣到胡家登門拜訪有關。演講中,胡適證明了“樸學方法確是地道國貨,并非舶來品”。末了,他還自我調侃:“天主教研究神學,有一很好的習慣,就是凡立一新說,必推一反對論者與之駁辯,此反對論者稱做‘魔鬼的辯護師’,今天,我就做了一次‘魔鬼的辯護師’?!背鋈屋o仁大學董事后,胡適與輔仁大學關聯更多。除了參加董事會會議,還經常有參觀、接待、演講等活動。如,1936年6月,胡適為輔仁大學畢業學生題詞,內容為“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要怎么收獲先怎么栽”。思想和研究都得要講究證據,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這都是作為師者的胡適一貫主張和強調的。

    胡適題詞(1936年)

    胡適出任輔仁大學董事,涉及“胡適與教會教育”問題。胡適認為,“凡是好的學校,都是國家的公益事業,都應該得國家社會的熱心贊助。學校只應該分好壞,不應該分公私”“近年中國的教會學校中漸漸造成了一種開明的,自由的學風”“他們(教會學校)的長處我們應該充分認識,他們的困難我們也應該充分救濟”,等等。長期以來對教會學校的認識存在嚴重的偏見,胡適能夠客觀地看待教會學校,必要時還以實際行動支持、推動教會學校的發展,無疑是可貴的。

    新月書店董事

    1928年1月28日,在寫給徐志摩的一封信中,胡適擬對新月書店董事會提出幾個請求。其中,第一個請求是“請準我辭去董事之職”。據胡適所言,他是“仔細想過”才“決定主意”。從中,我們知道,胡適做過新月書店董事。

    1927年6月,新月書店成立。這是由胡適、徐志摩等人合伙創辦的一個出版機構。成立之初,他們有過集資,大概是五十元為半股,一百元為一股。出資人里,胡適是百元大股,另外還招進三股——江冬秀、胡思杜和張慰慈。三人中,一個是胡適的妻子,一個是胡適的兒子,還有一個是胡適的好友。實際上,胡適一人四股,具有相當分量。既然實行股份制,也就有個董事會。論威望,論股份,胡適出任董事,都是理所當然。

    徐志摩與胡適私誼甚厚,接到胡適意欲退股的消息,想必十分意外。這個時候,距新月書店成立才半年多。換句話說,如果這時胡適退股,后果不堪設想。好在徐志摩智商不低、情商也高。他向胡適做了一番粘合工作,退股風波很快平息。而且,一個多月后,也就是1928年3月,他們在新月書店成立的基礎上創辦了《新月》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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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月里的成員,除了胡適、徐志摩,還有羅隆基、梁實秋、潘光旦、儲安平、聞一多等人。他們大多屬于“強烈的個人自由主義者”,基本上誰也不愿追隨誰,誰也不能領導誰。梁實秋日后坦白:“有人說我們是‘新月派’,其實我們并無組織規程,亦無活動計劃,更無所謂會員會籍,只是一小群窮‘教書匠’業務之暇編印一個刊物而已?!本幱】锶绱?,經營書店亦然。所以,新月這個團體,說是“一盤散沙”也不為過。至于新月書店董事會,就算存在,也是有名無實。當然,他們在形式上也有過“會”,有過“議”。如,1930年7月25日,胡適日記記載:“新月書店開董事會。店事現托給蕭克木與謝汝明兩人?!?930年7月27日,胡適日記提到:“新月書店股東會,到者五十四權。我主席?!?930年8月21日,胡適日記又載:“新月董事會在我家集會,舉潘光旦為主席?!?/p>

    而從新月書店的經營和《新月》月刊的編印過程可知,新月中最關鍵的人物是胡適與徐志摩。兩人當中,胡適又在徐志摩之上。也就是說,新月同人,論時事、寫文章、編雜志、出著作,固然各有各的靈活性、自由度,但很多時候,掌握大局、手握大權的,還是胡適。舉個例子: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在京病逝。一部分新月社的成員準備把即將出版的《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作為紀念專號出版。其中,徐志摩尤為賣力,做了相當周到的考慮和安排,“按照徐志摩的部署,《新月》二卷一期梁啟超專號已幾近完美,梁啟超的墨跡、肖像、論文、遺稿、傳記和懷念文章都在徐的計劃之中,甚至連出版日期都已定好,但紀念專號最終卻因遭到部分成員的反對沒有出成,并把已付排的稿件從印刷廠抽了回來?!倍磳φ弋斨?,胡適就是一個。甚至可以說,是胡適的不支持直接導致了梁啟超紀念專號的“流產”??梢?,胡適的分量雖然談不上是“一票否決”,但也是“片言九鼎”。

    在新月,徐志摩算是有頭有臉的主事者了,他的“面子”尚且可以“駁回”,一般的人、一般的稿,就更不容易入胡適的“法眼”了。如,1930年8月29日,徐志摩致信胡適:“張壽林屢函催問詩選,新月正苦無書,如可將就,先以《欠愁集》付印如何?又《斷腸集》一文,可交本月月刊先印,要亦無甚大疵也。如兄同意,乞即寄秋郎送排?!毙熘灸@個張壽林很“推崇”,而胡適對這個張壽林頗“懷疑”,最后結果可想而知。

    胡適致徐志摩信

    當然,胡適在新月的“自以為是”“獨斷專行”,畢竟只是少數。這少數案例,也不能說他就是“一言堂”。相反,說明他不是一個“和事佬”,他有他的考慮或顧忌,有的原則和立場,他是堅持、堅守的。我們討論胡適與新月,重點是放在新月書店經營中(含《新月》雜志編?。?,胡適的作為。新月書店從1927年成立到1932年結束,前后六年時間。新月書店的最大貢獻是,為同人著作的及時出版提供了有利條件和保障,為宣傳新月知識分子的政治、文化主張提供了一處公開的陣地,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這群知識分子在社會變革中建立自己發言位置的欲望。

    無疑,胡適是新月書店的主要貢獻者,也是較大受益者。據不完全統計,胡適在新月書店出版了《白話文學史(上卷)》《廬山游記》《淮南王書》《人權論集》《中國問題》等著作,數量雖在徐志摩、梁實秋等人之后,但功勞確實不小。而且,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上卷)》《廬山游記》等一版再版,有力提升了新月書店在業界的影響。胡適日后廣為人知的自傳《四十自述》中《我的母親的訂婚》《九年的家鄉教育》《從拜神到無神》《在上?!贰段以鯓拥酵鈬ァ返?,也都是在《新月》月刊先行發表。尤其對胡適以及新月書店、《新月》月刊產生了重大影響的是,胡適在《新月》發表了《人權與約法》《我們什么時候才可以有憲法——對于建國大綱的疑問》《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等重要論文,以至于一時之間讓自己處在了風口浪尖。1933年9月,幾經周折的新月書店遭遇被迫關門轉讓的命運。胡適與王云五商定,由商務印書館出資彌補新月書店的虧空,新月書籍一律轉交商務繼續出版,所有存書無償交給商務處理。至此,新月書店畫上句號。而作為新月書店的靈魂人物,胡適也算做到了善始善終。

    目前,學界關于新月的研究已經十分豐富和深入。胡適與新月書店、《新月》月刊的關系,也零零碎碎有所揭示。不管怎樣,在20世紀初期的出版界、文化界,新月書店、《新月》月刊都是有一席之地的。具體到胡適個人,他在新月書店出版的著作和在《新月》月刊發表的文章,多數是在主張人權、呼喚自由、爭取法治、提倡民主。這部分文章,連同早期的《好政府主義》《假使我們做了今日的國務總理》等,以及后來的《論憲法初稿》《政治改革的大路》等,組成了他“政治理想”和“政治思想”的全部。胡適不是一個政治家,他的一生甚少參與實際政治,但他卻是一個“政治熱心家”(季羨林語)。正如胡適自己所言:“在我成年以后的生命里,我對政治始終采取了我自己所說的不感興趣的興趣(disinterested interest),我認為這種興趣是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應有的責任?!?/p>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董事

    1928年7月27日,蔡元培在國民政府會議上提議改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7月30日,國民政府令準大學院改進中基會章程,取消原有中基會,任命胡適、孟祿等15人為董事。這就表明,胡適正式進入中基會董事行列。而中基會董事身份,可以說是胡適所有董事身份中最有分量的一個。

    中基會是北洋政府負責保管、分配和監督使用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的機構,于1924年9月成立。首屆董事會由顏惠慶、張伯苓、貝克、貝納德等15位中美文化教育界專家組成。胡適雖不是首屆董事會成員,但在中基會成立前后,實際上已有一定程度的介入。只是1928年8月正式成為中基會董事后,他的相關運作也就更加名正言順了。之后數年,胡適為中基會勞心勞力,算是勞苦功高。

    改組中基會是胡適的第一個“大手筆”。1928年7月的中基會改組,雖然胡適當選董事,但對于原有董事顏惠慶、張伯苓、周詒春等人的被免,胡適表示不滿。幾經斡旋,胡適想出了一個巧妙的解決辦法:一是自己提出辭職,建議由任鴻雋繼任;二是根據辭職董事的任期,在辭職董事和新董事之間做一個搭配。1929年1月4日,中基會第三次常會成功召開。董事的辭職和改選,完全按照胡適所擬的名單通過。會議還通過了胡適所提的章程修改案。胡適認為,這次會議最大的收獲是“擺脫了政治的干預,重建了一個教育基金會之獨立與自由的基本原則”。顯然,胡適的想法偏于樂觀。因為中基會本身就是政治干預的產物,單是董事由政府委派,便不可能做到完全的“自由與獨立”。不過,日后的中基會大體上還是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和自由度。因此,這次改組算是比較成功。

    主持編譯會是胡適的又一個“大手筆”。胡適有著良好的英文底子和文學修養,知道外國作家的長處,自己也曾動手翻譯過都德、哈特、莫泊桑、契訶夫等人的作品。中基會為“供應教育文化上之需要”將原科學教育顧問委員會改組,定名編譯委員會,這就為胡適一展身手提供了大好平臺。胡適根據自己早年的翻譯構想及編譯委員會的章程,擬定了編譯計劃,詳細規定了編譯主旨、進行程序、選書、譯者、審查、譯費與審查費等內容。甚至,胡適還制定了《譯書規約》,要求一律采用白話文及新式標點符號。在胡適等人的精心籌劃與悉心付出下,編譯委員會仿照美國教科書編譯大中學校教材,組織翻譯西方文學、歷史以及哲學類名著,為近代中國出版事業、教育事業做出了相當的貢獻。到1939年底,編譯委員會編譯的書籍就已多達182種。

    補助老北大是胡適的第三個“大手筆”。20世紀二十年代,北大在學術運動、思想革命等方面無疑居于領袖地位。但由于經費短缺、人才不足等原因,北大的學術發展呈現落伍趨勢。尤其是在當時國立大學、私立大學數量激增、質量遽升的背景下,北大的學術地位已是岌岌可危。鑒于北大財政赤字嚴重、學科建設滯后、師資力量削弱等,蔣夢麟、傅斯年、任鴻雋等人都有心改變北大的困局。胡適知悉后,也是積極響應。經過多方協調,中基會與老北大進行了“親密合作”,設立了“合作研究特款”,用于設立北大研究教授,擴充北大圖書儀器及他種相關的設備,設立北大助學金及獎學金等。從1931年起,中基會每年撥款二十萬給北大(1934年調整為十萬,直到1937年),這實在是一筆雄厚的資金。到1935年,北大已然煥然一新,“本校自民國二十年(1931年)承貴會之協助設立合作研究特款,五年之中,不惟物質方面如圖書,儀器,校舍及其他設備得以擴充,即精神方面若學風之改變,研究之養成,課程之提高以及教員之專任,莫不賴之得有顯著之成績?!笔Y夢麟日后證實:“從民國十九年到二十六年的七年內,我一直把握著北大之舵,竭智盡能,希望把這學問之舟平穩渡過中日沖突中的驚濤駭浪。在許多朋友協助之下,尤其是胡適之、丁在君和傅孟真,北大幸能平穩前進,僅僅偶爾調整帆篷而已?!?/p>

    從1928年到1949年,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里,胡適占據中基會董事、秘書等要職、實職,深度參與了中基會的人事變更、政策制定、計劃實施等重大事宜,并在不同程度上掌握著中基會的重要資源。這就注定了胡適要遭遇正反兩方面的評價。

    譽之者,說他是中基會的“靈魂”“功臣”。在中基會這個“圈子”,胡適扮演著“修理工”與“馬前卒”的角色,“當在某一問題上存在分歧導致裂痕出現時,胡適就會利用自己的人格魅力與個人私誼來悉心‘修理’破損的‘圈子’。當來自政府的壓力與來自公眾的誤解威脅到‘圈子’及中基會的存在與正常運作時,作為‘馬前卒’的胡適又會挺身而出,運用自己所掌控的資源與個人影響力來盡力化解威脅?!辈坏貌徽f,一個“四面奔走”的胡適,也是一個“八面玲瓏”的胡適。

    而毀之者,說他是中基會的“學閥”“霸王”。中基會有著比較雄厚的財力,有著極其豐富的資源,胡適又自始至終處于核心位置,也就長期具有話語權、決定權。僅以中基會對北大的補助為例,中基會對外宣稱:“合作辦法之用意,在于指定一個有歷史地位之大學,試辦大學教育之根本救濟。試辦雖限于北大一校,其影響所及,必將提醒全國大學急起直追,與北大為學術上之競爭?!毖灾佌?,聽之藐藐。胡適與蔣夢麟的交誼,胡適與北大的關系,不是明擺著?就算他公事公辦、不愧不怍,不也可能“眾口鑠金,積毀銷骨”?都知道胡適名滿天下,謗亦隨之。

    其實,很多時候,之所以遭人詆毀,實在是因為胡適的“背景”過于復雜。哪怕心境澄澈、心底無私,他的“背景”在那里,抹不了,洗不掉,他又能怎么辦呢?況且,人非草木,孰能無情?要是確實有同情、感恩、報答等心理,那就更無法做到“純粹”了。

    如果拋開中基會的政治色彩不論,客觀地說,中基會致力于興辦科學事業、支持科學研究、推動科學應用,無論是自辦事業、委辦事業,還是合辦事業,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中基會的成功,一個重要原因是蔡元培、任鴻雋、蔣夢麟等“圈子”同人的齊心協力、和衷共濟。至于胡適,他盡心盡力,任勞任怨,在臺前與幕后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切切實實發揮了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雖“八面玲瓏”卻“四處奔走”,能“以身作則”而“金身不破”,其允乎?其不允乎?

    結語

    談到胡適,我們已經習慣地稱他為20世紀中國著名的學者、思想家和教育家。而在不斷發掘、不斷發現的過程中,胡適也是名副其實的社會活動家。北京績溪會館董事、中華圖書館協會董事、北平輔仁大學董事、新月書店董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董事等,幾乎都是胡適主業之外的社會兼職。這類董事身份,有的是短期的,有的是長期的;有的是徒有虛名,有的是實權在握;有的是無關緊要,有的是舉足輕重。但無論哪個組織,胡適只要參與其中,基本上都盡力而為,盡可能地取得理想成績,盡可能地發生積極影響。

    同時,從胡適以董事身份參與的各類社會活動中,我們更多面地了解了他的思想、情感、智慧、操守種種。因此,也可以更確定地說,胡適能夠成為一個時代高標碩望、領袖群倫的人物,有天時、地利和人和,更多的則是仰賴他對自己的高度期許,以及銖積寸累、日久年深的身體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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