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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沉睡的地圖在動了”——博物學視野里的西南聯大
    來源:《當代》 | 劉東黎  2022年05月13日08:48

    這不可測知的希望是多么固執而悠久,

    中國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和遼遠呵……

    ——穆旦《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

    一、在中國的“山巒、河流和草原”上

    抗戰軍興,平津淪陷。華北、華東高校的師生們走出象牙塔和亭子間,束裝遠行,奔向高山峻嶺、原野鄉村。

    艱難的遷徙流亡,對于西南聯大的師生而言,是一次全新的生命體驗,更是一次精神的重大轉變。他們看到了山河破碎、民生多艱,見識了菜色的面龐和辛酸的苦楚,經歷了頻繁的輾轉和無盡的征途,終于和整個民族一起浴火新生,西遷南渡遂成二十世紀壯麗的文化傳奇,中國教育史上的百年絕響。

    在那個山河鼎沸的歲月里,西南聯大仿佛具有一種偏冷的色調,那是一種不太會被時代與政治的喧囂所感染,又不容易為后人歸納總結的氣質。博物學的思想與文化傳統,不期然成為一個嶄新的視角。

    18世紀歐洲詩人達斯廷·道伯遜曾寫過一首詩,描述那個時代博物學家們的日常生活:“他喜歡水車輪的吱吱聲,他喜歡駐足歌唱的畫眉,飛舞于他的桃樹間;他愛看落日的余暉,返照于爬滿常春藤的果園的墻,或歇一霎神,諦聽遠方的櫸樹林的布谷聲?!比绾振憷杷J為的那樣,博物學發展了一種觀看事物的新方法,這種方法有助于培養人的“新感性”。倡導博物學,目的也不是求得科學上驚天動地的大突破,而在于“常識的完備,趣味的高尚”,“通物理,順人情”。

    烽煙起,家國亂。戰火將西南聯大師生困于邊地,但他們絕地求生,在邈遠的春城構筑了一個寧馨靜好、生趣盎然的世界。他們與中國的山川風物親密接觸,實踐著各種與博物學意旨類似的研究、書寫和生活方式?!斑B天烽火”與“閑情野趣”,這本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景,在艱苦卓絕的抗戰歲月中,二者竟令人驚詫地巧妙配合。這是西南聯大師生流亡中的自我錘煉,“亂世游心”的狀態,彰顯了他們協調內心與外在環境之間沖突的努力,并最終產生了一種獨特的精神境界。原本穩坐書齋不聞窗外事的教授們,漸漸接通了與云南山水自然之間的血脈;處于不同生活境遇的流亡學生,也獲得了各自所需的文化滋養。在這個意義上,博物學有效參與了西南聯大的精神塑造。

    《大學一解》是梅貽琦在主持西南聯大常務工作期間,熬了一夜寫出要點,后由清華教務長潘光旦代擬的文稿,1941年4月發表于《清華學報》第十三卷第一期。這篇文章最能集中體現梅貽琦的教育理念,其中也閃爍著博物學的生動光澤。文中認為,在承平歲月里,大學生課業過重,沒有時間去仰觀宇宙之大,俯察萬物之盛,品味自然萬物的美感與生機,也沒有多少自修時間來消化學問,獨立思考的空間打不開,難以達到自我修養的目的。然而在戰亂之時,“全校師生不得不作臨時遠足之計,或走森林,或隱空澗,或趨巖穴,或登丘壟”,仔細想來,的確有很多不期然的收獲,“耳目所接受之刺激,思慮所涉獵之對象,或為屬于天人之際之自然現象,或為屬于興亡之際之民族命運,或為屬于生死之際之個人際遇,要能一躍而越出日常課業生活之窠臼,一洗平日知、情、志三方面之晦澀、板滯、瑣碎、藐小而使之復歸于清空廣大與活潑之境!”

    馮友蘭把人與宇宙同一的境界稱之為“天地境界”。這天地境界,就是博物學的精神,令在苦難中輾轉掙扎的學生們頗受感召。馮友蘭戰前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是長沙臨時大學和西南聯大的籌建者之一。流亡至長沙時,他住在位于集賢峰側白龍潭之上的一個學校里,這里的景色之美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山云變幻,遠峰出沒,既擅風光之美,又具形勢之勝。在其《中國哲學簡史》的最后一章,曾憶及當年百味雜陳的感受:“其時,正處于我們歷史上最大的民族災難時期;其地,則是懷讓磨磚作鏡,朱熹會友論學之處。我們正遭受著與晉人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運??墒俏覀兩钤谝粋€神奇的環境”。在西南聯大,馮友蘭完成《貞元六書》,認為抗戰勝利將開辟中國歷史的新紀元,所以他要在時代變換之際,建構新理學的思想體系,以天地境界處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開闊的壩子濃翠可喜,田疇如織,青山明媚。綠色的豆苗、黃褐色的麥田在谷底起伏,沿途都是蕉林、榕樹,還有似錦的木棉、雅致的茅屋與靜謐的炊煙。這里是昆明宜良縣的伏獅山巖泉寺,錢穆就在寺里寫成了《國史大綱》。著述之余,他遍覽山嶺上下景點,銜遠山,橫清溪,村舍儼然,楊柳夾道,在云南一年四季都開的三角梅漫山遍野,盡入眼底,撫慰著一代史家的方正性格和家國情懷。

    西南聯大大學校門

    那一代辛亥革命前后出生的學人,大多在幼時受過舊式私塾教育,對中國傳統博物學(比如本草學、園藝農書、花譜、博物志、地理方志等)并不陌生,之后又受西學影響,如王竹溪、吳大猷、曾昭掄、華羅庚、陳省身、黃子卿等,他們留學西方,系統的自然科學知識正好與中國人文傳統互為補充。加上昆明閑適的生活格調與西南聯大自由寬容的文化氛圍,塑造了他們率性從容的名士風度,在磨難中也能夠安之若素,隨遇而安。

    最令人聞之色變的一次與大自然的交會,當然出自中國的天才詩人穆旦。在他的氣質里,終生都摻雜著荒原和大自然的精神元素。

    穆旦在學生時代隨湘黔滇旅行團輾轉千里,沿途隨讀隨撕背完一部英漢辭典,最后到達昆明西南聯大。途中他寫下組詩《三千里步行》,“澄碧的沅江滔滔地注進了祖國的心臟,濃密的桐樹,馬尾松,豐富的丘陵地帶”。他以“失去了一切,又把茫然的眼睛望著遠方”的魯濱遜比喻聯大師生:一路行來,他們“以同一的進行的節奏/把腳掌拍打著松軟赤紅的泥土”。

    穆旦于1942年2月參加赴緬抗日遠征軍,任隨軍翻譯。此時自然所給予的當然不再是安撫,不再是溫柔的擁抱,而是九死一生。在胡康河谷(緬語意為“魔鬼居住的地方”)的原始森林里,日光被層層疊疊的密林遮蔽得一絲透不進來,天昏地暗,虎嘯猿啼。河谷瘴癘橫行,據說因為有野人出沒,當地人把方圓數百里的無人地帶統稱為“野人山”。四圍活動的生物,是在瘋長的草蔓里爬行的惡獸巨蟒,以及從腳踝爬上來、從樹葉上落下來的吸血螞蟥。泥深沒膝,暴雨如注,人們找不到路。穆旦身染致命性的痢疾,被恐怖的吸血螞蟥噬咬著,從戰友的尸體旁一次次掙扎爬起,在斷糧八天、失蹤五個月之后,奇跡般地到達印度。

    “那白熱的紛爭還沒有停止/你們卻在森林的周期內,不再聽聞”,歷史、戰爭和人都將被遺忘在那“靜靜的山坡上”(《森林之魅》)。穆旦在余生沉思著自己煉獄般的野人山之行,原始森林的生機與衰敗,永恒與瞬間,人生的游牧與棲居,變遷與凝固,自然成為一種類似宗教的存在,以至于他從此對野人山的過往經歷緘口不語。借助胡康河谷,他對自然的認識超越了悲喜,一種孤獨已經深入骨髓,流進血液,至死方休。

    “我走進了另一種文化圈子;在時間上,我幾乎走回了好幾個世紀。我頗為真切地認識了人類生活的比較原始的式樣;也毫無壁障地認識了自然的偉大及其威力?!痹谖髂下摯笾形南等谓痰男瞎等缡钦f。那一時期聯大師生的寫作形式靈活、內容生動,除了小說詩歌外,還有抱著“了解之同情”的社會生活描述、旅途風景敘寫,向讀者多層次展示云南自然環境與現實生活的真實圖景。在這個文化想象建構的過程中,教師、學生們用真實的足跡建構的西南聯大,有共同的面相,也有不同的側影。

    “顧吾中國,則夙以普崇萬物為文化本根,敬天禮地,實與法式,發育張大,整然不紊。覆載為之首,而次及于萬匯,凡一切睿知義理與邦國家族之制,無不據是為始基焉?!保斞浮镀茞郝曊摗罚┎┪飳W本身就具有一種自由教化的力量,能給予學習者心游萬仞、返觀自我、塑造自我的機會,使學習者能在與自然的交流中,自主提升才智、拓展個人品格。

    在內外交困的時代里,西南聯大頑強地固守著某種與大自然相關的價值體系,承載著一種獨特的信息與形質,守護著一種大致恒定的精神。正所謂“窮年箋草木,志切觀物象”,遭逢世變,投止名山,薈萃斯文,“天地人”之三合,促使南渡師生在萬物生機之中,培育了超逸日常生活之上的精神生活,涵養了思想、意志自由的天地境界,也漸漸接通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精微血脈。

    二、櫛風沐雨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12月南京陷落,在日寇炮火逼迫下,剛剛在長沙組建起臨時大學的平津師生喘息未定,席不暇暖,只好再度拔營起寨,西遷昆明。

    剛從清華畢業留校的吳征鎰,加入校方發起的湘黔滇三千五百里長途跋涉,一路以自己的雙腳丈量生動但貧瘠的土地,親近前所未遇的山水和人事。他從出發就開始寫《“長征”日記——由長沙到昆明》。這是個人的紀行與心史,亦是此次“教育小長征”唯一存世的完整記錄,包括每日氣候、實際行程和路上所見地理景觀,以及“所見有記憶價值的人和事物”,行文質樸,往事歷歷分明。正如卞之琳所說的“沉睡的地圖在動了”,旅行、記錄、采集與勘測,戰時的“博物志”自有其特殊的文學表達。

    在日記里,吳征鎰多次提及自己的老師李繼侗教授。李繼侗本就患有腿疾,仍決定和學生一起步行入滇,臨行前曾寫信給家人:“抗戰連連失利,國家存亡未卜,倘若國破,則以身殉?!弊鳛殚L沙臨時大學生物系主任,李繼侗也有沿途觀察西南山區植被情況的初衷。

    李繼侗是我國植物生理學的開拓者,植物生態學與地植物學的奠基人。他曾在耶魯大學學習林業,是中國在此專業獲美國博士學位的第一人?!靶¢L征”初始,他就狀況不佳,只好由學生背扶走一段路,而后勉強自行走動。押運行李的人可以坐拉行李的汽車走,但李繼侗拒絕了,堅持每天步行。

    吳征鎰本人也是頭三天腳起泡,第三天以后才能夠正常行走。他們沿途一天只能吃兩餐。西南地區人煙稀少,旅行團每天必須趕到較大的村鎮吃飯住宿,加上沿途學習考察,每天行軍三十到五十里不等。

    翻過懸崖峭壁,穿越激流險灘,他們風餐露宿,“常在農舍地上鋪稻草過夜,往往與雞鴨犬豕同堂而臥”。有時路途較順,披著星光一走就是二三十里路,稍一休息天就亮了,抬眼就能看見教授坐在石碑上寫日記。

    教師輔導團由黃鈺生、聞一多、袁復禮、曾昭掄、李繼侗、吳征鎰等十一位教師組成。師生們所有的裝備,是每人軍裝一套、綁腿一副、草鞋一雙、油布傘一把,以及由一路必需之生活用品打包的八公斤行李。正是隆冬季節,他們冒著嚴寒,翻過武陵、苗嶺、烏蒙,蹚過湘江、沅江、資水……風雨途中,仍然有一些教授盡力西服革履,保持著留學時養成的風度。

    他們一路瞻仰古跡,瀏覽名勝,去少數民族村寨,或者在桃源、深谷、村鎮、酒肆觀察民風民俗,“沿途考察,隨處皆有所獲得?!辈还芴鞖夂脡?,李繼侗都細心觀察沿途動植物的生長和分布情況,采集動植物標本。每見到有代表性的植物,師生們一起大呼過癮。途經雅安,他們就發現了幾個前所未見的物種。

    接受實業教育的學生,對與學業有關的事物尤為關心,雖然行程與條件不允許做規范考察,但他們仍留心沿途地質、地理、氣候、礦產等自然情況。有人在山腳偶然發現一枚寒武紀三葉蟲化石,轟動了整個旅行團,大家都懷著極大的興趣,紛紛去尋找。經過楠木鋪,又有人拾到一種形如卵石的金黃色礦石,據說附近山上俯拾即是,經地質系同學辨認是黃鐵石。在貴陽停留期間,團員們參觀了貴州省建設廳的化驗室,了解到當地煤、石油、鐵、汞、銅等礦產的分布與儲量。在地質調查所,他們還看到了從震旦紀到第三紀的礦藏標本。渡過金沙江時,地質學的師生一致認定,那個云霧繚繞、僅有十幾戶人家的大峽谷里蘊藏著豐富的鐵礦和煤礦。

    袁復禮教授是位一生走遍江南漠北的地質學專家,他一路手提地質錘,不停地敲石頭,向學生講述地質地貌。見到感興趣的巖石露頭,他就取出小本子做素描。時為土木系二年級學生的楊士德在旅行日記中寫道,袁復禮教授“鼓勵同學沿途多多考察,隨處皆可有所獲得,如山的高度,地名,地質構造,化石搜集,氣候的記載都是有用的”。

    人類總是在理解自然世界的過程中理解自身。博物學不僅是某種“物質文化研究”,它還是一個知識體系,而且是人類理解和體認世界的基本范式。進一步說,窮究草木之理的“深切凝視”,才是認知世界更為根本的前提。天地化育、萬物生長,每個人都需要從自身的生命體驗出發,建立與自然本真的聯系。

    每到一地,旅行團都會作短暫停留,由教授領隊,帶領學生們瞻仰古跡,瀏覽名勝,去少數民族村寨,或者當地的集市去看看民風民俗,了解當地風土人情。劉兆吉在聞一多的指導下,沿途發掘記錄,在田畔、牧場、茶館、街頭向遇到的農夫、兒童們搜集,訪問中小學、民眾教育館和其他文化機關,請他們代為從墻垣上的涂鴉中搜集,同時搜集當地印行的各種歌謠抄本,一路共采得各地區、各民族民間歌謠兩千多首。后來劉兆吉將其編成《西南采風錄》,交商務印書館出版,朱自清、聞一多、黃鈺生分別為此書作序。書中所錄均是質樸民謠,字里行間滿是鄉野之氣、自然心懷,且不脫日常生活經驗,由此打破了師生們過去固有的“國風”之概念。

    西南聯大部分教師合影

    在常德,旅行團停下來休整幾天,然后溯沅江而上。聞一多、曾昭掄和一些同學坐在一條船上,把行李鋪在船板上,上蓋蘆篷,逆水行舟,看水流湍急,船夫背縛背板,腰纏竹索,在崖岸上伏地而行,這情景讓師生們大為震動。

    過沅江行十余公里,就到桃花源?!耙幌核翟平?,流出桃花片片新?!边@是人們曾經感懷的風景。武陵秦人或能在山林避難,然而在日寇鐵蹄之下,哪里還會有什么世外桃源?旅行團租借民房住下,有些惘然地聽農婦講桃花源的風水,講桃花源的故事。吳征鎰在其《“長征”日記——由長沙到昆明》中記:“桃花源……無疑問是假托的,中國人好古往往如此?!?/p>

    在家信中,聞一多感嘆沿途的奇遇:“投宿經驗,尤為別致”,五天以來“皆在農舍地上鋪稻草過宿,往往與雞鴨犬豕同堂而臥”,更不用說“沿途所看到的風景之美麗、奇險,各種的花木鳥獸,各種樣式的房屋器具和各種裝束的人,真是叫我從何說起”。他甚至還拿起擱置已久的畫筆——“途中做日記的人甚多,我卻一個字還沒有寫。十幾年沒畫圖畫,這回卻又打動了興趣,畫了五十幾張寫生畫”,并由此生出一個想法,“打算將來做一篇序,敘述全過程的印象,一起印出來作一紀念”。

    走出清華閣樓的聞一多,形象越來越不同于原來那個“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詩人,在真正走向大自然后,他內心篤定,越來越樂觀和昂揚。他最感興趣的,還是沿途少數民族地區的風土、服裝、語言等。跟隨聞一多采風的中文系學生馬學良回憶,每到宿營地,聞一多就帶著年輕人走家串戶,采風問俗,在破舊的村舍里和老鄉們坐在一起,觀看少數民族青年男女的舞蹈,從中考證《楚辭》與當地民俗的關系。當隊伍行進到一個苗寨時,聞一多看到路旁一座小廟內有一個人首蛇身的石頭神像,造型獨特,他長時間在石像前徘徊不去。他說自己多年來只在古籍中見過描述,從未得到實物佐證,今天終于看到了。這成為他后來一篇重要論文的參照物。

    他們走過貴州花溪、黃果樹瀑布、沿途鐘乳石洞等等,在貴州品嘗又甜又大的黃果,與苗族同胞開聯歡會欣賞蘆笙歌舞,感受到精神上前所未有的愉悅,“頗得物我兩忘,萬念俱消之趣”。

    一路觀風景、悉人文、品世情、哀國運,知識精英們就這樣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走入了社會底層,既感懷河山之秀,又深憾民生多艱。聞一多反思自己過去“對于中國的認識,其實很膚淺。今天,我要用我的腳板,去撫摸祖先經歷的滄桑。國難當頭,我們這些掉書袋的人,應該重新認識中國了!”

    師生們目睹了中國人在面對外來挑戰時所表現出的能量,這一切都使得充塞于胸的憂患意識、復興民族的使命感激烈迸發。雖然中國學人素來就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傳統,但論及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和自我真正意義的群體求索,則首推此次長旅。

    經過六十八天的跋山涉水,行程三千五百余里的湘黔滇旅行團,終于在1938年4月28日抵達昆明。殘酷的戰爭迫使他們流亡,沉重的現實徹底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狀況,卻阻隔不了他們追求學問的熱情,也影響了他們的思考和表達方式。從都市走向鄉村的錯綜體驗中,他們也發現了大自然固有的樂趣,對人與自然的關系也有了更深切的體驗。湘黔滇“小長征”使得師生們的人生境界呈示出更大的格局,正如一位學生后來說,在西南聯大高遠舒朗的精神結構中,一定有此次長旅艱苦卓絕的淬煉在里面。

    三、原野的風,梳櫛心靈

    “一入勝景關,看見大片平地,大片豆麥,大片陽光,便有這個印象。在途中盡量幻想昆明,是怎樣美麗的一個城市,可是昆明的美麗還是出乎我們的預料。一樓一閣,以及小胡同里的矮矮的墻門,都叫我們懷念故都。城西有翠湖,大可數百畝,中間有‘半島’,四周樹木茂盛,傍晚陽光傾斜,清風徐來,遠望圓通山上的方亭,正如白海望景山?!保ㄥX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初抵云南,同學們的激動和贊嘆經久不息。歷經顛沛流離,旅行團成員和先行到達的幾千名師生一起,在昆明安頓了下來。

    西南聯大校舍

    云南之遠,天地之大,退開一步,真有海闊天空之感。通往國外的滇越、滇緬公路正在興建之中,方便從國外進口圖書、儀器設備,也便于了解國際學術和科研發展的動態;云南的民族多樣性,山川與生物的多樣性,蘊藏著不菲的學術價值;更有翠湖云水,滇池波痕,更兼碧樹如染,天空瓦藍,最適涵養自由的靈魂。

    云南境內山嶺盤結,谷深山高,溝壑縱橫,交通阻隔而地域閉塞。二十世紀初期,談及云南,人們更多把它想象成“瘴癘之區”“荒蠻之地”,《夷區鳥瞰》中有這樣一首流傳于云南邊地的歌謠:“三月四月瘴煙起,新來客盡死,九月十月瘴煙惡,老客魂亦落?!痹谡鎸嵉臍v史上,云南也確實大多與案犯發配充軍、災年逃荒流浪、戰時遷移隱居聯系在一起?!翱癖┒鴥春返脑啊薄昂诔脸恋募ち鳌笔前5录印に怪Z看到“云南”二字時的聯想。

    然而,這都是以中原為中心的邊地想象。當云南的自然山水景觀進入流亡師生真實的視野中,神奇稀有的自然景觀和豐富多彩的民情風俗,立即被賦予了一種新的意義:“幸而入了云南境,風景佳絕……看那遮沒山頭的叢莽,看那自山谷間一直長得和山頭齊了的森林,看那仿佛為這豐盛的生命喝彩的滾滾水流……我沒有一分鐘閉眼,我卻要看個飽?!保ɡ铋L之《昆明雜記》)

    博物學寫作者,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作家,他們是具有人文素養的學者、散文作家,同時還是具有科學意識的博物學家,甚至不少還是具有探索精神的旅行家、冒險家。他們既能在書齋里潛心靜坐,又能在野外漫步觀察,在高山、森林、山谷、平原和河流間游歷,與江海湖泊、游魚走獸、草木禽蟲、流云煙霞親密交融。

    從初入云南那一刻起,一種海闊天空的博物學氣質,就開始在聯大師生的內心生根發芽。在他們眼中,邊地的男人們同大自然抗爭,終日辛勤勞作,鍛煉出健碩體魄,“正是救國的鐵軍”、國家抗戰的“勁旅”。女人們穿著紅綠相襯、鮮艷奪目的服飾,赤足背著超過自己體重的柴火向城里走去,有一種很得體的風采,找不著一點所謂東方的病弱之態。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邊地人民特有的血性和更近自然的生存,正可作為對照來反思戰爭。

    博物學要呈現的,是具體的經驗,也就是未受知性干擾過的經驗??箲鹎?,云南被稱作中國的“堪察加”,意味著那里最外圍、最孤立、開發程度低。這樣的山水自然,正好讓聯大師生“獨于天地精神往來”,用最純凈原始的眼睛來看待。

    林間蝴蝶飛舞,寺院的紅瓦和金色塔尖于萬綠叢中露出,一片舂米聲中,擺夷姑娘擔著籮筐踏歌而來。叢林遍地,竹屋清溪,水牯白鷺,樹聲、鳥聲與女子高亢之情歌彼此應和。滇西“夷民皆聰秀,勤勞刻苦,不好爭訟,頗具古風,然社交公開,則又有歐人之風度;此情此景,甚是動人”。這是清華大學生物系1938年畢業生姚荷生的文字。當年12月,姚荷生參加了“邊疆實業考察團”,在西雙版納地區一年有余,歷經了旅途的艱辛。姚荷生試圖對滇西錯綜復雜的自然場景進行真實描述,使讀者能夠身臨其境,感受云南的復雜性與多樣性。

    民間的博物知識不具有數理知識那樣的普適性,往往只“適合于局部地理、生態環境、文化”,它與環境的兼容是有限度的,而且必須依靠個人的田野經驗來獲取?!端當[夷風土記》一書記錄了姚荷生的調查感受:“中間過匪區,經虎窟,歷瘴鄉,渡弱水,出生入死者屢矣。留邊地兩月,淫雨將至,瘴煙欲起?!毕袼囱龅男煜伎湍菢?,姚荷生尋找著云南邊地人民生活方式中與古代中原文明的相關之處,其考察和研究活動歷經重重困難,但也使他的作品充盈著原始曠野的邊地情調。

    ……

    (節選自《當代》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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