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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隨遇而安:汪曾祺在北京的幾個住處
    來源:《新文學史料》 | 汪朗  2022年05月12日08:28
    關鍵詞:汪曾祺

    我父親汪曾祺1948年來到北京,從此他的大半生跟北京這座古老的城市結下不解之緣,他的名篇《受戒》《大淖記事》,包括那些動人的散文,他改編的《沙家浜》等經典戲劇都是在北京誕生的。在北京也搬了好幾次家。他在北京都住過哪些地方,他住的每個地方和他創作作品有什么聯系、有什么故事,這方面因為老頭兒自己沒有做筆記、寫日記的習慣,我們過去也沒把它當回事,也沒有做過什么認真的記錄,所以只能憑印象講。

    首先談一談我們家老頭兒在北京住過的地方。在我的記憶里,他住過七個地方。一個是東單三條29號,當時是北京市文聯的宿舍,大概從我生下來到1956年,或者再晚一點。第二個是河泊廠13號,他從北京市文聯調到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以后搬去的,這是民間文藝研究會的一個宿舍。之后在北京新文化街附近的文昌胡同8號。還有就是地鐵宣武門站旁邊,當時有一個四合院,叫國會街5號,那也是新華社的宿舍。從那又搬到甘家口,這就搬得稍微遠了一點,原來都在宣武門一帶,搬到甘家口,具體門牌號是阜成路南一樓5門9號,那個地方住的時間最長,從1965年底、1966年初,一直住到1983年夏天。然后搬到蒲黃榆9號樓12層1號,有好多作家當年都在那兒見過老頭兒。最后一站就是福州館前街(虎坊橋)4號樓405。

    這些都是比較確定的地方。他1948年來北京以后也要有一個落腳的地方,我沒法確切認定,因為那時候還沒有我。比較有把握的,他還住過幾個地方,一個是他在歷史博物館工作的時候,在故宮午門旁邊曾經住過很短的一段時間,他寫過一篇文章就叫《午門》,晚上只有他一個人站在午門前面的庭院中,看滿天的星斗,有一句他很得意的話,整個世界都是涼的,只有他這一點是熱的。這是他自以為的金句。還有一個地方,我生下來以后,他曾經在北大宿舍住過一段時間。那時候我媽媽在北大教書,過了多少年以后,他們曾經和跟她住在一個宿舍的北大老師重逢,然后談起往事,還知道我的小名,所以證明我曾經在那個地方住過一段,老頭兒也住過。另外他剛到北京的時候,在北大附近借住過他同學的宿舍,很短的時間。

    可以考證出來的大概就是這幾個地方。比較確切的,而且我有印象的,首先是東單三條29號,東單三條29號和河泊廠13號都不是我記的門牌號碼,因為我那時候太小,地方記得住,但是門牌號記不住,都是他自己寫的自傳材料里提到的,所以應該是比較確切的門牌號。東單三條那個院,一直到東方廣場建的那一年才拆除,現在是東方廣場的后身?,F在的東單三條只有馬路靠北邊的房子還有,馬路靠南邊全都改建成東方廣場,但是大體的位置我還有印象,靠近王府井工藝美術商店,把口兒那兒。

    老頭兒在東單三條和河泊廠13號的房子,是他所在的單位北京市文聯和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宿舍,以后住的地方和他沒關系了,都是我媽媽單位的宿舍——因為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張家口勞動鍛煉以后,跟原來單位脫離關系,房子交回去了,從此以后就住在新華社的宿舍里。從汪曾祺本身來說,在戶口本上他就不是戶主了,有房子的叫戶主,所以我們家的戶主從此以后改成我媽媽的名字。汪曾祺成了無房戶,這也算是他的一個短處,雖然不是很嚴重,但也確實是一個短處,也算是攥在我媽手里的一個把柄,有時候他犯點小狂的時候,我媽就拿這個“呲得”他。有一個具體的例子,我媽在新華社是管對外報道的,寫些中醫中藥、養生方面的英文特稿,再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和民俗之類的文章,主要寫醫學方面的報道。有一次她突然想寫一篇關于老北京人遛鳥的稿件,給國外休閑刊物供稿,可是她又不太懂這方面的事情,就讓老頭兒給介紹。老頭兒說起來頭頭是道,我媽說行,你就給我寫一篇東西吧。老頭兒就犯狂了,脖子一梗,“你們這新聞稿有什么可寫的?不寫?!蔽覌尫浅I鷼?,大叫一聲:“汪曾祺,你別狂,你現在都住在我們單位的房子,自己房無一間,瓦無一壟,你有什么可狂的?!崩项^兒于是不說話了,過幾天就把這個稿子乖乖交出來了,后來收在全集里了,就是《北京人的遛鳥》。這個過程我是目擊者,所以編全集的時候我讓我妹妹找新華社把原稿調了出來,這就是這篇稿子的來龍去脈,這也是他沒有房子住,最后被迫妥協的結果。

    當然這種事情不是太多,平常他也不是太在意他的房子怎么樣了,只要有一個地方就可以,從來沒有對住房不滿意。后來到1994、1995年,中國作協曾經想幫助他改善一下住房問題,前提是讓他本人寫一個報告,說家里住房比較局促,需要經常接待一些外國訪客,能不能改善一下,要寫這么一個東西。他就很惱火,先是說我不寫,我這個房子可以了,我就在這兒湊合。那時候我們家住在蒲黃榆,他就是一間小房子,七八米,書房兼臥室。后來又說,我要寫就說你們這群官僚早就該給我解決房子了。這種態度,怎么能要到房子?最后這事也就不了了之,他就是不愿意寫這個報告,覺得很丟份。

    東單三條

    老頭兒住的這些地方和他的創作有什么直接的影響?我回憶了一下,早期可能沒有太多的關聯,特別是東單三條時期,五十年代初期他的創作基本是空白,小說一篇也沒有,1951年到1955年左右,小說他一篇沒有寫過,散文也一篇沒有寫過,談藝卷里面有一些文章,但那些都是奉命之作,批判性的文章有一些。相對來說他主要的精力是在編刊物,編《說說唱唱》和《北京文藝》。但是在東單三條住的那一段,有一些工作上的交往,為他后邊的寫作也提供了一些素材,因為那時候他和老舍、趙樹理都在一塊工作,以后寫的文章中談過這一段經歷。我那時候大概三四歲,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晚上,我都睡了一覺醒了,他回來了,醉得一塌糊涂,好像還吐了不少,給我媽氣壞了,也是大喊大叫給他罵了一頓,最后說“汪曾祺你要再這么著,我就跟你離婚”。我那時候第一次聽說“離婚”這個詞,但不知什么意思,所以一直有這個印象。后來到我大概十幾、二十歲的時候,我跟他說起來當年在東單三條你有這么一出,他說那可能是去老舍先生家喝酒喝多了。他在文章中寫過,每年老舍先生都會請同事吃幾次飯,一次是他生日,一次是重陽還是八月十五,但沒說過喝多了的事。

    我們在東單三條住在一個老的小洋樓,好像有二層,我們在一層最西邊的一間房。就這么一間,什么都在里面。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有一幅很長的中國畫的卷軸,記不清是山水還是花鳥了,后來我還跟老頭兒提過。他說這是去老舍家吃飯的時候,老舍夫人送的。他又補了一句,說,老舍夫人送完以后,老舍先生悄悄跟他說,她的畫就那么回事,回家湊合掛吧。老舍先生很懂畫,他不好當著夫人明說這個話。

    河泊廠

    河泊廠時期,我已經進了幼兒園,而且是全托,所以對他們的日常起居以及創作沒有什么太深的印象。但我印象特別深的,好像每次周末去幼兒園接我,周六接,周日送,全是我們家老頭兒的事,我媽好像沒怎么干過這個事。那時候房子大一點,東單三條的時候是一間,河泊廠的時候有兩間房。

    河泊廠胡同在現在的位置,原來還能找著,前四五年再去,陪一個電視臺拍他故居的時候,一點找不著了。那個地方本來很好找的,周邊都是特破的平房,它是一個小土坡上的四合院,找到那個土坡就能找到房子,但當時一點痕跡都沒有了。后來看到有幾個老頭聊天,我就問這個地方,他們說你別找了,都在馬路下邊了。北京十多年前開了一條祈年大街,那地方就在祈年大街靠天壇那段的馬路下邊,全部給拆光了。

    那個房子還可以,是民間藝術研究會自己買的四合院,老頭兒到那兒也算是升了一點官兒,給他這個房子,相對好一點,北房給了兩間,除了正廳以外,靠西邊的一間也是我們家的,里邊當臥室,外邊作為客廳,可以在那吃飯,來客在那會客,有兩間房,比東單三條好多了,而且是正房。

    他那時候心情也比較好,除了接送我去幼兒園,接送肯定是奉命,雖然他是戶主,地位還是在我媽之后,他那時候還有時間陪我玩兒。我們住的地方離天壇公園很近,大概走十幾分鐘就到天壇公園南門,我印象里經常去天壇公園,有時候還晚上去,初秋晚上帶我們去草叢里躺一躺,聽聽蛐蛐兒叫。那時候晚上除了正殿關門以外,其他好像沒有人管,可以隨便進。我印象挺深的,那段他還挺有閑情逸致的。

    公園對面有一個大雜院,里面有一個扎風箏的,他還領我們去看扎風箏,他在文章里寫小時候他爹就領他去放風箏,所以放風箏之類的,他自己說挺在行。他還買過一個風箏,在家門口放,架不住那個地方實在太小,第一次放,就把風箏掛在電線上,以后就再沒有放過。

    當時北京還是很原生態的,我們家住處前面有一個空場子,不大。那時候經常有駱駝從城外拉煤,還有驢隊。驢隊是運水果的,駱駝是拉煤的。經常有駱駝卸完貨就在那臥著。他從幼兒園帶我回家之前,沒進家門就先去看駱駝,駱駝在那反芻倒嚼。還看驢打滾。驢打滾挺好玩的,半天翻不過去。后來他有一組寫老家的小說,很短,《故里雜記》,其中有一篇《榆樹》,里面有個侉奶奶,整天給人納鞋底,唯一樂趣就是每天看小孩牽的驢在他們家空場打滾,一下翻不過去,兩下翻不過去,第三下翻過去,驢很舒坦,侉奶奶也松了一口氣。我懷疑他是因為看了家門口的驢打滾才寫了這一段。因為我看他的文字里驢打滾的感覺和小時候在河泊廠的感覺一個樣。

    在河泊廠的時候,老頭兒的文學創作有一個小小的高潮,他開始寫自己想寫的東西。小說沒寫,但是寫過幾篇散文,像《下水道和孩子》《冬天的樹》《星期天》,還有散文詩《早春》,其中有幾篇就是住在河泊廠的時候,他帶我從幼兒園回家路上的感受,或是宿舍周邊的環境變化?!断滤篮秃⒆印防锬莻€孩子寫的就是我,因為當時鋪的下水道管子,是一人多高的那種水泥的大排水管,小孩在下面鉆、上面跳,覺得特新鮮,我就在那蹦來蹦去的,最后把下水道修好,一切歸于平靜,但是孩子也長大了。他就把這個過程寫下來,而且這也是歌頌當時社會建設,這篇東西好多人都有印象,包括鄧友梅過了好些年勸他接著寫東西,說當時寫的東西挺好的?!抖斓臉洹防镉幸黄小豆财嚒?,就是寫他帶著我去幼兒園的過程中的見聞,那時候我小,老喜歡看公共汽車司機開車,覺得挺好玩的,每次都要擠到最前面去看司機怎么開車,怎么換擋,過不去就發脾氣。他每次都哄著說“借光借光,我們孩子想看開車”。他在文章里面還寫,我兒子長大想開公共汽車,我想了想表示同意,最后一句又是:我兒子長大想開公共汽車,我沒意見。所以他從小就沒給我們灌輸過成名成家的思想。后來過了那段,我覺得公共汽車司機已經不新鮮,但也沒有想過以后當什么。所以我和我妹妹,小學時寫作文一碰到我的理想之類的題目就頭疼,不知道寫什么,因為他從來沒有跟我們說過長大要當作家,要當科學家什么的,沒有。你想當公共汽車司機也挺好,我也不反對。最后弄得你也不知道有什么理想什么的,最后我在作文中說我的理想就是當一個農民,開著拖拉機。我妹妹的理想也是農民。最后我們理想都實現了,我去了山西插隊,我妹妹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待了八九年。他的教育從來沒有說你一定要干個什么東西,覺得干什么都挺好。

    當時他寫的一些東西,評價都還挺高的。他寫的《早春》,一共是五首,很短的散文詩,第一首是《彩旗》,就兩句話,“當風的彩旗,像一片被縛住的波浪?!焙髞硭攀朗甑臅r候,老家高郵搞了一個紀念會,邵燕祥去了,邵燕祥是著名詩人,他說在汪曾祺眼里我們都不夠詩人,他馬上把《彩旗》背誦下來,他說就憑這兩句,他就是一個詩人。

    他還寫了一個比較長的散文,叫《國子監》,也很有特點,當時胡喬木看完以后問老頭兒的好朋友朱德熙,說你看過這篇文章沒有,認不認識這個作者,這篇文章寫得很有特點。朱德熙說我認識,那是我大學同學。因為是胡喬木直接跟朱德熙說的,所以朱德熙轉告給了老頭兒,老頭兒還得意過一陣子。當然這段時間不是很長,也就從1956年中到1958年底,到1958年底他就被打成右派去張家口了,我們也從河泊廠搬出來了。他的好日子暫時告一段落。

    離開河泊廠去哪兒了?去張家口。中間回來過,但已經不住河泊廠。在河泊廠時,我也就六七歲,但是它的特征特別明顯,所以多少年以后我還能找到?!拔母铩钡臅r候我去過幾次,當時有一個老住戶調到中央芭蕾舞團,當時要看《紅色娘子軍》找不著票,老頭兒就找到他,讓我去那取票,結果一下就找到了。等到后來工作了,有一次在崇文門新世界商場那兒參加活動,我心里說這離河泊廠很近,去那轉轉,騎個自行車就去了。那會兒已經變成一個大雜院了,老房子還在,院子里面有好多自建的小房子,原來院子里有很大的一棵葡萄樹,每年都結好多葡萄,還有一棵海棠樹,現在全沒了。院子里有一個老太太很警惕地問我找誰?我說我是幾十年前的老住戶,過來看看。她說你們是哪家?我說就北房中間,我爸叫汪曾祺。她說汪曾祺,我知道,挺有才的,但是你媽比他厲害,平常你爸都在這兒忙活這個、忙活那個,你媽就蹺著腿學法文。

    文昌胡同

    老頭兒去張家口大概是1958年底,看他那時的照片,到張家口的時候已經穿冬裝了,年底到了張家口,等到再回來探親的時候應該是1960年春節,那時候我們已經搬了兩次家,他再回來的時候我們家在文昌胡同8號,那個也是新華社的一個宿舍,過去是一個大戶人家的府宅,它是一個中西結合的大四合院,北房是二層的一個小洋樓,周邊都是平房,但那時候整個院子已經被分割成不同的單元,住了有一二十戶,我們家又縮小到一間臨街的小屋,有十二三米那么大吧,水房、廁所都是公用的。印象特別深的是屋里有一個大坑,地面不平,有一個半尺深的坑,橢圓形。那個坑特別奇怪,曾經讓房管部門拿水泥抹平了,過兩天水泥又起來了,還是一個大坑,最后沒有辦法,在坑上面架了一個小的桌子,把那個坑給擋起來。旁邊就是一個床,剩下就是一點簡單家具。

    他探親的時候我們已經搬到那了。那次探親我印象挺深,好像他對下放勞動挺興奮的。比如刨糞,他干過這個活,感覺很新鮮。冬天領著一些人去張家口市區刨糞,濺了一身冰碴子、糞水。我媽聽了之后就皺眉頭說不臭嗎?他說都凍上了,沒味兒,冰碴兒濺到身上,一抖都下去了。這個場景到現在我的印象都很深,他沒有把勞動當成很苦的事,他寫那段經歷的文章是《隨遇而安》,那是他的心里話。

    第二次探親,隔了一年,我們家還住在那里。這個住處跟他的創作基本沒有關系,但是他在那兒展示了一次廚藝,砸了鍋。他第二次回來可能是夏末秋初,北京那時夏天的尾巴有一段鮮菜很少,葉子菜基本沒有了,只有老黃瓜、拉秧的西紅柿、茄子、冬瓜什么的,就幾樣菜,再晚一點大白菜上來又好一點。他閑著沒事,就拿茄子剁餡包了一頓餃子,當時我們都想象不到,以前我們家從來沒吃過茄子餡。吃過之后我們覺得味道還行,我媽是一個熱心腸,說你再做一次吧,讓我們部門的同事來嘗嘗。老頭兒于是又忙活一番,又剁餡又搟皮,結果第二次徹底砸鍋,餃子下鍋以后全都破皮了,變成一鍋片湯,皮是皮,餡兒是餡兒,沒幾個囫圇個的。后來他總結經驗,一個是茄子餡水分9沒擠干,還有就是面的質量太次。當時是困難時期,供應的面有一種是黑面,麩子含量特別高,黏性不足,搟出的餃子皮周邊有一圈小裂口,根本捏不住,結果下鍋都成片湯了。所以老頭兒的廚藝也不是一開始就很高明,也是慢慢地鍛煉,慢慢地提高?,F在,文昌胡同8號這個地方也沒了,準確說是沒了一大半,只有一個大門,里面全都拆平變成其他單位了。它的旁邊就是北京最有名的實驗二小新校區,家里有孩子在實驗二小上學的家長還能看看那個地方,現在不叫文昌胡同8號,改成單號了,只剩下一個門了。

    國會街

    老頭兒摘帽以后回北京,調到北京京劇團工作,大概是1961年底,那時我們家又搬家了,搬到國會街5號。二環路,宣武門到長椿街這一段,馬路靠北邊這一帶就是國會街。國會街5號我們以前住過一段時間,但那時候他沒在。我們從河泊廠搬出來先搬到國會街5號,國會街5號也是一個四合院,我們住在四合院的門房,也就是四五平米,連正經窗子都沒有,屋里一張床,外面搭兩個板凳,架上兩條木板,除了他以外,我們家四口人就擠在那兒。他第一次回來的時候已經從那搬到文昌胡同了,不然五口人肯定是住不下。等他1961年回來的時候我們又搬回國會街5號,這次不住在門房了,后來門房也沒人住了,我們搬到正北邊二層小樓東側的一個小套間,加起來能有十五六米。但那是一個很老的小樓,一走四處亂晃,地板咯吱咯吱的。

    那一陣他開始搞京劇,他的幾個傳統戲是在那兒寫的,包括《王昭君》《凌煙閣》;但是現代戲沒有在家里寫,包括《沙家浜》的前身《蘆蕩火種》,還有幾個其他的戲,因為那些戲需要集體創作,所以創作人員要找一個地方封閉起來,討論提綱,分工寫哪幾個場次,他寫現代戲的時候在頤和園龍王廟住過,還有一個藻鑒堂。還有兩處,可能是寫《紅巖》的時候住過,一個是在八大胡同一帶叫韓家潭,可能也是文化局系統的一個院子。還有一個就是護國寺,現在的梅蘭芳故居。我為什么知道?當時他們一集中就是一兩個月,家里派我去給他送換洗衣裳,然后再把臟衣服拿回來。

    小說《羊舍一夕》是他在張家口勞動期間寫的,這篇發表以后,少兒文學出版社找上門來說還有什么東西,我們想編個集子,他又寫了《看水》《王全》,這兩篇小說是在國會街5號寫的。他對這個集子的出版還是比較得意的,出版社給他的稿費標準很高,他當時跟我們吹牛,說這標準是給老舍、郭沫若他們的標準,按照最高稿酬標準。我印象里他說的好像是千字22塊錢,一般的就是四五塊錢,所以他很得意,他能跟老舍、郭沫若小說同等待遇。

    小說集《羊舍的夜晚》是讓黃永玉做的插圖,當時出版社曾經有點為難,因為聽說黃永玉很狂,老頭兒說你跟黃永玉說給我的書做的,沒問題。他們倆那時候關系很好。這本書的稿費,大概有八百多塊錢,這個后來是我們家唯一的一筆存款,因為我們家都是月光族,1976年之后,他再有其他稿費以后,這才不再是唯一存款。

    國會街5號是一個比較洋式的四合院,但周圍都是胡同,住的都是真正北京胡同人家。周圍還有幾個小酒館,老頭兒沒事也經常去喝喝酒,喝上二兩,小酒館里什么人都有,他也經常和這些人聊聊閑天,但從來沒動過念頭寫寫這些事情,這些感受,在當時的時代大環境下,他絕對不可能動這個念頭,那時候什么都講究革命化,這種市井生活,在一般人的概念里毫無價值,有什么可寫的?沒有后來的時代變化,他也寫不了后來的東西。

    他在國會街住的時候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書法作品。他寫的《王昭君》以后上演了,原來想讓張君秋演,后來張君秋沒演,就找李世濟演過幾場,當時劇場可能想方便觀眾理解戲的內容,要求把這一場戲的所有對白和唱詞都打成字幕。一般演那種老戲,只有唱詞打字幕,對白就略過去了,大家多少也能聽清。這次要求整個劇本的內容都要寫成字幕,當時的字幕是寫在一長卷的玻璃紙上,字很小,真的是蠅頭小楷,用幻燈機打在戲臺兩邊的銀幕上,卷著一點一點抻。結果這事讓老頭兒自己寫。我們家住的又是老樓房,有人稍微一走動地板就震,沒法寫。所以他要寫字的時候必須十點以后,大家都休息了,這才一個字一個字地寫。那個字幕寫完一打,據說當時看戲的、懂點文化的領導曾經問過這個字是誰寫的,很有功夫。還有一個搞戲劇攝影的人,喜歡書法,專門去找老頭兒探討書法。那卷字幕如果留到現在,肯定是一個書法精品,因為那時候是他精力最旺盛的,而且他當時也練字,他在張家口下放勞動的時候,要用毛筆寫文章,用毛筆寫信,經常讓我們去文具店給他買毛筆,而且要買一種叫雞狼毫的,別的筆還不用。如果這個東西留下來是很好的書法作品。

    甘家口

    1965年底、1966年初,又搬家了,跟著我媽他們單位改善住房,這回就搬到甘家口了。甘家口這段住得比較長,一直到1983年,是他在北京一個地方住得最長的一個地方,而且也是他的經歷最曲折的時期?!拔母铩钡臅r候被批斗、抄家都在這個地方,寫樣板戲風光的時候也是在這個地方,“四人幫”倒臺以后他被清查也是在這個地方,在后來他寫的一些有影響的作品,包括《受戒》《大淖記事》《異秉》,反正能說出名的,大都在甘家口這個時期。

    他寫樣板戲沒在甘家口家里寫,因為當時集體創作,劇團又是半軍事化管理,搞創作的時候都住在團里頭,包括修改《沙家浜》,后來參與《杜鵑山》的創作,都和甘家口沒有關系。忙的時候他隔一倆月才回家,還經常被劇團叫回去。那時候又沒有電話,新華社宿舍為了方便他們的職工,在一個住戶家里安了一部電話,那不算公共電話,只是新華社內部的電話,按說老頭兒沒資格到那打電話,人家也沒有義務給你傳電話,但是后來跟那家搞搞關系,人家愿意不愿意的就把這事給應承下來,有時打電話就給他傳一下。我們家住四樓,傳電話不爬樓,嫌麻煩,就在樓下使勁喊,外地口音喊“汪曾祺,電話!”每一個字的聲調都跟北京話不一樣,這個調調到現在我印象都很深。

    再后來有一段清查他和“四人幫”的關系,清查完了以后才開始重新創作。1980年前后,起初他不想動筆了,有好多人勸他,有林斤瀾、鄧友梅等老朋友,還有人跑到家里約稿,《人民文學》有一個女編輯叫王扶,當時去家里勸說了半天,他復出以后第一篇小說《騎兵列傳》就是《人民文學》約的。林斤瀾帶著后來的《北京文學》主編章德寧也去過我家里,那時候章德寧年輕,基本不怎么說話,后來我才知道,她姐姐跟我插隊是在一塊的。

    老頭兒發了幾篇文章,有點影響了,也有搞創作的找上門來的,也鬧出不少笑話,有一個叫韓藹麗的,搞兒童文學,工作單位在魯博,北京市的一個女作家,看完老頭兒的東西就想過來交流一下,上樓一敲門,我媽媽開的門,看了人家一眼,就把人家推出去了,一個勁兒說:我們家不換雞蛋,我們家不換雞蛋。當時北京市民有好多家里都有富余糧票,農村有一些婦女拿自家產的雞蛋挨家挨戶敲門,用雞蛋換糧票,十個雞蛋換二三十斤糧票。韓藹麗不修邊幅,我媽媽以為她是換雞蛋的,就把人家給推出去了。韓藹麗第二次敲門,說我不是換雞蛋的,我來找汪曾祺,這才進了門。以后這就成了一個笑話,每次她來都說:“換雞蛋的來了!”

    蒲黃榆

    當時甘家口兩間房,三十多平方米,我們五口人住得挺滿的,只有小屋有一個桌子可以寫字。小妹汪朝在工廠當工人,三班倒,晚上十點上班,上班前她要睡一覺,那時候老頭兒進入了創作旺盛期,止不住地想寫東西,但是又沒地兒寫,汪朝睡覺的時候他就在外面轉悠,一會兒說幾點了?她是不是該起來了。我們說你再待會,沒到時候。因為汪朝睡不好覺老愛發脾氣。他就一圈又一圈轉,一會兒問一次,到點兒沒有?看他那個模樣,我就開玩笑說,你們看老頭兒是不是跟母雞憋個蛋沒處下一樣,雞憋蛋就四處轉悠。我們就管他寫東西叫“下蛋雞”。剛開始他不接受,最后也接受了,還說:“你們別鬧,別鬧,我要下蛋了,這回要下一個大蛋,大金蛋?!彼怯幸粋€地方就可以寫東西的。

    他天天起得挺早,要到玉淵潭轉一圈,那時候玉淵潭是一個野公園,開放式的,從家里到玉淵潭公園北岸最多也就走15分鐘,所以他經常去那兒轉悠,跟人家游泳的、遛鳥的聊天,寫了一些和玉淵潭有關系的作品。最動情的一篇是《天鵝之死》,結集出版時他還在文章后面添了一句注,說自己校對完之后,“淚不能禁”,他是真正動情了。他平常寫東西都很冷靜,但是那一篇他直接就想罵娘,但盡力控制了一下。當時玉淵潭落下來四個天鵝,野生的,多少年沒有的事,結果有人開槍把一個還是兩個天鵝打了,就想吃天鵝肉。他覺得這個事情不可容忍,主要是剛剛過去的“文革”,把人的善惡美丑的觀念全給破壞了,美好的東西隨意受到摧殘,所以他想批判這一點。另外,還有《聽遛鳥人談戲》《賣蚯蚓的人》《釣魚臺》等,這都跟玉淵潭周邊環境有關系。

    甘家口是兩間房,蒲黃榆變成一個小三居,大概增加十幾平方米。那時候我們家閨女快生了,也沒房子,正好他們改善了,孩子就住在那邊了。那也是新華社的房子。

    他有幾篇東西是和蒲黃榆周邊環境有直接聯系的,一個是小說《安樂居》,寫周邊一個小酒館里幾個喝酒的酒客之間的關系和不同的經歷,通過酒桌上言談話語反映出來?!鞍矘肪印边@個酒館名字是沒有的,小說提到的“安樂林”這個地方有,是個很小的公園,旁邊有一個飯館叫景泰飯館,挨著北京景泰藍廠。小說里面幾個喝酒的人經歷,應該都是有所本的,老頭兒不太會編故事。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個上海人在北京待了多少年,每次自己帶點酒菜到那兒跟大家喝兩口馬上就又走了,他說了兩句話,大概意思說:我們吃酒的人就像天上飛的一只鳥,小酒館就像地上的一棵樹,鳥兒見了樹總要落一落的,他喝上兩口酒,吃上兩口自帶的酒菜,然后說聲再見,這只鳥就飛走了。但是他不說“鳥”,他是上海人,說“我們喝酒的人就像天上飛的一只屌”,這個鳥飛走以后,剩下那幾個人就問,他說什么?喝酒的人都是屌?老頭兒的文章里經常有冒點小壞水的地方。

    從平民視角談些市井瑣事,沒有很深的意思,但反映這些人生活的原生態。都是普通人,普通事,但你慢慢琢磨,里頭還是有些可琢磨的地方?!栋矘肪印吩洷慌某呻娨晞?,而且是人藝的第二代領軍演員林連昆演的,按說來頭挺大,但因為當時這種寫老北京生活的東西少,所以播放過一兩次,也就沒什么聲息了?,F在網上查這個電視劇都查不著了,不像現在寫老北京四合院的故事,多了去了。當時寫這類東西的不多。

    還有一篇小說在他的小說里也算是別具一格的,叫《小芳》,寫我們家的小保姆。那篇東西完全是平實的記錄。他寫的時候,小芳已經離開我們家三四年,他沉淀了很長時間才寫。有一些人覺得老頭兒這篇小說,完全是平鋪直敘,一點渲染都沒有,說老頭兒已經才盡了,老頭兒挺不服氣的,他說寫這種人就應該用這種筆調。后來他寫別的文章又改回來了,人家覺得這老頭兒不是才盡,是他有他的想法。

    他還寫過一組人物散文,題目是《人寰速寫》,總共三篇,有退休老頭,有幾個傻子,還有一群大媽,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每個人都活靈活現的,特別是《大媽們》那篇,把北京大媽的特點寫出來,而且各是各的樣,都不是壞人,但也有可樂的地方。他習慣觀察最底層的人,對這些人有一種親近感,不生分,不隔閡,不是說我要俯視你,我就是想描述你們的生活。用平視的視角,同時寫得很平實,不人為拔高。

    他周邊還有一些有點傳奇色彩的事物,他不太感興趣。我們家樓前邊曾經有一個小社團在那聚集,還打出一個橫幅,好像是“某某清茶老會”,當年妙峰山辦廟會的時候,上山路上各處都有帶點慈善性質的小社團,有替你縫鞋的,有送茶送粥的,還有搞表演的,五虎棍、霸王鞭、舞獅子,完全是義務,這些組織就叫什么什么會,如果年頭夠長,就叫什么什么老會,后來廟會沒有這些會也就散了。前些年,大家對傳統的東西又有了興趣,這些會就又出來了,但只是一撥人自娛自樂。我們樓下的這個老會大概就是這一類,聚會的人穿著各種各樣服裝,插著彩旗,還有鑼鼓、霸王鞭之類的行頭。這里頭應該有點故事,要是找管事的人好好聊聊,比大媽們的故事要多得多,他對這些不感興趣。我們看著覺得挺好玩的,他沒有啥感覺,有興趣寫的就是大媽們和普通老頭。這也是他創作的一個特點,也是他的一個思維方式。

    虎坊橋

    虎坊橋沒有太多可說的,因為老頭兒在那兒總共住了不到一年半。唯一的好處是他有了自己的書房,十平方米左右,有一個大書桌可以寫東西,畫大一點的畫,但那時他的精力不太夠了。

    實際上他也把一些過去住的那些地方的素材,在虎坊橋這里形成文字了。有一個很短的小說,叫《非往事》,也是一組,里頭有一篇寫“文化大革命”時候的一個小學生揭發他媽,把一個背面有毛主席像的刊物剪了鞋樣,最后居委會把他媽批斗了一通。那是住甘家口時的一個真事,那個小孩姓江,周邊小孩都管他叫“江米條”,他寫時把小孩兒改成了姓薩,外號也成了“薩其馬”,他對許多細節都記得很清楚。

    他在北京京劇院一直沒分過房,沒有自己的宿舍。最后我的單位分房子,我跟單位說,把他住的蒲黃榆的房子交出去,然后住在這個房子。這個房子要比蒲黃榆的大,蒲黃榆的大約五十平方米,這個將近九十平方米,改善不少,他也挺高興。直到那個時候,那已經到了1996年春節前后,他才算有一個自己的書房,挺滿意的。后來有一次,廁所漏水需要維修,要到一個鄰居家去借用人家的洗手間,那家也是老頭兒的一個粉絲,這點事都沒問題。他去了人家,回來就跟我妹妹說,為什么他們家的房子比咱們房子大挺多?我妹妹說,你這人什么意識都沒有,人家是報社的副總編——他們住四間房,大概有一百二十還是一百四十平方米,我們九十多——你兒子才當一個部主任。他說,“哦,原來這樣,看來我兒子官還是當小了?!睆倪@件事上,他才知道原來還有別人住的房子更大,但他平時根本沒有這種意識。其實他退休的時候,給他的離休證上寫的都是享受局級待遇,但是除了紙面上,可能看病有一點照顧,他這個局級待遇等于是空的,但他也從來不在乎,而且對這個沒有什么概念,不過這也是老頭兒的本性,他要是整天琢磨這些瑣事,一會兒待遇問題,一會兒住房問題,他就寫不出東西了,也不會有現在這么多讀者喜歡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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