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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程水金:今天我們如何讀《尚書》
    來源:中華讀書報 | 程水金  2022年05月07日08:30

    《尚書》是中國古代有關國家治理的重要經典文獻。由于時代之久遠,流傳之復雜,更兼利祿的誘惑與名位的刺激所引發的派別支分乃至作偽售奸,因而在篇數的多寡、傳本的譜系、篇目的真偽諸多方面,發生了不少無厘頭的糾葛。宋明以來的學人為此投入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作了深入細致的多方研究,獲得了一系列振聾發聵的學術結論,為我們正確地研讀《尚書》開辟了道路。當然,也毋庸諱言,盡管在諸如為明清學人論定的“偽古文《尚書》”是否有其可靠來源之類個別問題上,當代學術界容或存在著些許不同意見與看法;但是,總體說來,自漢初流傳至今的二十八個《尚書》篇目,是今天研讀《尚書》這部上古經典唯一可靠的文本依據,這是無可爭議的客觀事實。

    然而,在當代中國社會一方面是普羅大眾與傳統文化漸行漸遠,而另一方面是學術界不中不西的畸形人文環境之下,如何使《尚書》這部“佶屈聱牙”的古代經典,既能為一般非專業的普通讀者易于接受,又能最大限度地繼續發揮其無可替代的文化功能,這應該是當代學人研治《尚書》的根本目的,也是擺在學者面前的一項艱巨任務。這一薪盡火傳、守先待后的當代學術使命,一言以蔽之,則如題所示:“今日我們如何讀《尚書》?”

    不過,嚴格說來,這個命題實則包含著兩個不同的意義預設,即“讀什么”與“怎么讀”。前者指向意義與價值,后者指向方法與路徑。當然也不可否認,意義與價值既依賴于方法與路徑的開掘,方法與路徑也取決于文本本身潛在的意義與價值。

    準此,根據《尚書》文本的特殊性質,可有文學的、史學的、經學的三個不同路徑,由此而開掘《尚書》的文學價值、史學價值及其經學價值。當然,三個不同的路徑及其相關價值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彼此兼容的。而且三者之間又在整體上形成了一個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價值及其路徑依賴,也就是說,《尚書》的經學價值,是要通過其自身的文學價值與其固有的史學價值加以彰顯的。之所以分而為三,不過取便于敘述而已。請嘗試以言之:

    第一,文學路徑與文學價值。傳世的二十八篇今文《尚書》,“上紀唐虞,下至秦繆”,各篇皆具獨立的內容與完整的形式,因而視之為東西二周的文章總集,大抵是沒有異議的。而且,無論其述言敘事,還是表情達意,就其章法之綿密與言語之技巧而論,稱之為千古文章典范,亦不為過。

    首先,《尚書》的每一篇章,無論典謨之文,抑或誥誓之體,皆具統一的主題與完整的結構,而且上下關聯,前后照應,文氣貫通,章法綿密。如《堯典》,以遠古傳說時代“選賢與能”的“君主禪讓”為核心政治價值,又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的官吏銓選考評制度通貫于文章始末。不僅將帝舜時代的“奮庸熙帝之載”及“亮采惠疇”,與帝堯時代的“疇咨若時登庸”及“疇咨若予采”前后相貫;且其間帝堯命四岳“庸命巽朕位”以及讓虞舜攝行天子事而命其“三載,汝陟帝位”,無不以“三載考績”之“若時登庸”的“時”字作關聯與照應,從而使文章形成自我完足的邏輯結構以及自洽自解的言說統系。而且,其章法之謹嚴,文辭之精當,可從句法與用語上準確推斷經義。例如,舜起用(“奮庸”)禹稷等十六位新人參政任職一節,即可為證。舜所命分為四組,每組首命之人必有所推讓。而舜或許其讓,或不許其讓。若許其讓者,則必說,“好吧,去吧,你們要互相協調配合”(“俞,往哉,汝諧”)。若不許其讓者,則說,“好了,你就前往上任吧”(“俞,汝往哉”),或說,“好了,前往謹慎履職吧”(“俞,往欽哉”),且對其所讓之人亦各有另行任命。然注家罔顧文例,以致對帝舜所命人數不得其解,乃至為其誤解百般辯護。此外,由于歷來經注家受偽古文割《堯典》后半為《舜典》之誤導,不知聯系帝堯“疇咨若予采”以解讀帝舜“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所以眾說紛紜,皆不著是處。

    《皋陶謨》亦以“允迪厥德,謀明弼諧”為通篇“文眼”,既強調君主與臣工應有的基本素質,在國家治理過程中應當各自發揮其不同的政治作用;同時還強調君臣應當親密無間,相互平等,只有同心協力,乃可“率作興事”。其間無論是皋陶倡言“九德”以逐級擢拔人才入官,還是大禹身勤治水,“荒度土功”,皆是圍繞“在知人,在安民”的治理目標,以人事的努力“敕天之命”,代替上天行使國家治理的天賦職能。文章之末,虞廷賡歌,君臣之間當如元首與股肱一體相須而精誠協作,雙方以此互勉,與開篇“允迪厥德,謀明弼諧”的主題遙相呼應。整個文章,首尾一氣貫注,主題鮮明突出。據此內在的邏輯理路,知前人注解“侯以明之,撻以記之”一節,皆不得要領,其誤不可以道里計。至于《尚書》其他篇目,無論是長篇大制如《康誥》與《酒誥》,如《多士》與《多方》;還是小幅短章如《湯誓》與《牧誓》乃至《高宗肜日》與《西伯戡黎》,莫不具有完足的內在邏輯結構與自洽的自身言說統系。以此為據,可以發現與糾正歷來經注家許多錯誤與曲解。

    其次,使用多種文學手法與言語修辭技巧,且不乏幽默與風趣,具有極強的表現力與感染力。例如,《盤庚》篇形容流言造成的恐慌,在民眾中不斷漫延與擴散,就像烈火燃燒于曠野,火勢越來越猛,燃燒面積越來越大,生人根本無法接近,又哪里還能撲滅(“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 又說舉國遷都就是全民共同求生,好比乘舟共濟,如果你們不能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共同努力劃船到岸,就會一起困死在船上腐爛發臭,最后連人帶船一同沉沒水底(“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沉”)。不過,這類喻意明確的言語修辭很容易判斷與理解,但《尚書》中很多幽默風趣,甚至比較委婉含蓄的文學表達,卻常常被經注家們忽略與曲解。如《皋陶謨》言大禹勤身治水,無暇顧及家庭生活,“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然而,說者或以為“娶妻經二日生子”,或以為“四日之內懷了孕”,其荒誕可笑,姑置不論。而鄭玄則以為,“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亦不免腐儒尋行數墨之論。殊不知娶妻與生子,為人生大事,其無暇顧及,最能體現夏禹勤于職守,克己奉公的人臣品質。而且,其修辭技巧,正是典型的文學夸張與含蓄之法:新婚宴爾,聚少分多,夫妻相處的日子不過寥寥數日,屈指可數;兒子出生了,也不能留在家里盡到一個做父親的愛養之責。如此解讀,則于情于理,兩不相礙。又如《堯典》篇,堯問“疇咨若時登庸”而后,又問“疇咨若予采”,意即“誰能符合我如期晉升的考核條件”,而驩兜舉薦共工,說他筑堤防,救水患,大有功勞(“方鳩僝功”),符合條件。但堯說,“共工的治水理論,聽起來頭頭是道,但實際效果卻乏善可陳。表面看來,他的功勞的確很大,大到讓洪水漫到天上去了”! 緊接著,堯便傷嘆說“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而求問“有誰可派使治”。堯本是就功勞談功勞,就治水說治水,有很明確的針對性,且話鋒不無反諷之趣。然而訓詁家不通文義,更不懂文學幽默,硬是把“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解釋成道德評價,說什么“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不僅雙方談話驢唇不對馬嘴,又與下文洪水泛濫以求治水之人相割裂,將好端端一段文字,說得支離破碎,不成章法。

    由此可見,文學的路徑與方法,不僅可以有效開掘《尚書》的文學價值,增強一般非專業普通讀者的閱讀興趣,且更有助于《尚書》文義乃至經義的正確解讀。

    第二,史學路徑與史學價值。毋庸置疑,《尚書》作為上古三代政治文誥的檔案匯編,當然具有極為珍貴的史料價值及其史學意義。然而,作為政治文誥的王室檔案,本應藏之于王朝內府秘室,何以于兩周之際便逐漸流于一般學人之手? 且既為官方政治文誥,歷虞夏以至兩周千有余年,何以僅存故秦博士伏生所傳之二十九篇?若追加孔壁所出而今已無傳的“得多十六篇”,也不過四十五篇。即使承認《書序》所謂“序以百篇”,亦與所當有的檔案文獻相差過于懸遠?;蛘咄松弦蝗f步,姑且相信漢代“緯候”之說,以為“古者《書》有三千余篇”,何以時至秦末,傳世者尚未及其余數? 而且,所存虞夏之書,何以反較“佶屈聱牙”的“周誥殷盤”更其易于誦讀? 所有這些疑惑,無非指向兩點:一是《尚書》的年代,一是《尚書》的流傳。如果不能合理地回答這些問題,恐怕《尚書》的史學價值乃至其經學價值皆無從談起。

    不過,《尚書》的年代與《尚書》的流傳,雖然各有側重,但在本質上卻是互有關聯的。因為所謂“《尚書》的年代”,其實包含著以下四個方面的意涵:一,史實年代;二,成書年代;三,流傳年代;四,整編年代。也就是說,某篇《尚書》文本所指涉的史實年代,未必就是它的成書年代;其成書年代既然可以不在它所指涉的史實年代,卻大可能就在它最初的流傳年代。換言之,正是由于某種最初的傳播動機直接促成了某些相關文本的新生與定型,因而其流傳與其成書,或者其成書與其流傳,可能是并時共生的。至于其整編時代,當然是在諸多篇目流傳既久之后的事情了。有學者認為,《秦誓》之所以置于二十九篇之末,正是今文《尚書》最終整編于秦王朝的鐵證。我們認為,不僅如此,秦王朝所整編的二十九篇《尚書》,還極有可能就是在當時流行于山東六國的四十五篇所謂“古文”《尚書》的基礎上刪取而成的秦代官方定本。

    職是之故,所謂《尚書》的史學路徑與史學價值,就不僅僅是體現在現存《尚書》文本所指涉的那些既往歷史事件本身,更重要的是,之所以促使這些《尚書》文本得以廣泛流傳的社會根源以及與之相關的現實動因,尤其值得注意。據此,我們發現,今傳《尚書》所涉及的大部分歷史事實,與兩周之際所發生的諸如厲王失國以及幽王被殺、周召共和或共伯和攝王位、周宣王不籍千畝以及周平王東遷洛邑這些歷史事實皆有明顯的對應關系。因此,正是西周末年的“鑒古思潮”翻開了塵封的歷史檔案,促成了《尚書》大部分篇章的流傳。而且,這種“既往歷史”與“當下現實”雙向互動的社會運作,還可能直接促成了《尚書》某些篇目的新生與定型。如《召誥》與《洛誥》,極可能是在兩周之際擇采多種性質不同的原始檔案材料編纂而成的應時之作,其目的就是為平王舉朝東遷的當下現實尋找本朝既往的歷史根據;因而其臨時編纂的痕跡亦十分明顯:首先,二文雖然以“誥”名篇,卻與西周初年那些典型的誥體文書大為不類。其次,間隔二年的作“誥”時間與“二篇文勢相接”,存在明顯矛盾。第三,二篇所記成王、召公、周公的各自談話,其時間、地點、以及談話主體與談話對象,十分混亂模糊。第四,內容龐雜,頭緒紛繁,用語混亂,沒有明確的主題與清晰的文脈。所有這些跡象,明顯昭示著這二篇“誥”文,根本就是東遷前后根據眾多內容與主旨不盡相同的原始檔案材料綴合成篇的,其所以題名為《召誥》與《洛誥》,無非是要增強歷史的厚重感與真切感,為東遷洛邑更添除卻周公之外的另一個重量級歷史人證而已。此外,《康誥》篇首四十八字,與誥文內容毫無關系,說明兩周之際的學人乃是將《康誥》視為與東遷有關的文誥而加以流傳的。這或者正是與《康誥》性質相同的《唐誥》與《伯禽》沒有機會流傳于世的根本原因。

    總而言之,根據“歷史”與“當下”雙向互動的史學路徑,不僅可以解決《尚書》在先秦時代流傳過程中的部分疑惑,同時也為《尚書》文本的正確理解開拓了新的觀照視野,因而從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深入發掘其潛在的史學價值。

    第三,經學路徑與經學價值。

    “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根據劉勰給“經”所下的這一定義,則所謂經學價值,便是體現在永遠對當下的社會政治與現實人生具有不朽的借鑒作用與指導意義。

    如前所述,今傳《尚書》大部分篇章,皆在兩周之際陸續出離于塵封的王室檔案,而且某些文本還由此獲得了新生與定型,因而在動蕩播越的厲、宣、幽、平之世充分發揮了“以古鑒今”的現實指導作用。雖然這種“歷史”與“當下”的雙向互動,還僅僅停留在援例性的“以今逆古”的思想水平;但不可否認,正是這種方式本身,即可視為其經學價值的第一次彰顯,同時也就預示著《尚書》一經必將躋身于中國古代傳統人文經典之列的文化宿命。

    當然,之所以能夠成為傳統人文經典,之所以對社會與人生具有指導意義,說到底,所謂經學價值,也就是經典本身所蘊含的理論性與思想性。

    現存二十九篇今文《尚書》的思想意蘊,我們曾經簡單地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其一,“人惟求舊”的稽古意識;其二,“天命靡?!钡膽n患意識;其三,“以德配天”的自律意識?,F在看來,這一簡單概括,雖然在邏輯的統一性與理論的自洽性方面,較之前賢的同類之說,的確有所超越,自有勝義。但坦率地說,正是為了追求這種邏輯的統一性與理論的自洽性,因而不免過于簡率而失之于疏陋。當然,話得說回來,作為一部千古流傳的人文經典,其內容之豐富,其思想之深刻,任何歸納與概括的企圖,都不免顯得簡單與粗暴,難逃魯莽滅裂之譏。因此,唯一的辦法,就是靜下心來,細讀文本,入其壸奧,深造自得,方可左右逢其源。而且,任何經典的經典性,都是在不斷“溫故而知新”的文本細讀之中逐步開拓與彰顯的。

    總而言之,作為經典,即使《尚書》如何“佶屈聱牙”,無論是取徑于文學抑或史學乃至經學的路徑,只要潛心研讀,總會有歷久彌新的價值有待于開拓。經典閱讀,可以提升生命的新境界;閱讀經典,可能增添經典的新光彩。

    (作者為南昌大學國學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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