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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古板和梗頑”的魯迅守望者 ——王得后《魯迅研究筆記》前言
    來源:《讀書》 | 錢理群  2022年04月27日08:51

    王得后著、錢理群編選并評點:《魯迅研究筆記》,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

    多年來,我一直有一個對得后兄的魯迅研究進行一次認真的學術討論的計劃,也很想編選他的研究論著,以作歷史的總結。但我的設想卻一再被得后兄所拒絕:他認為自己的研究十分有限,只是做了想做、該做的事,不值得總結與研究。得后是我的兄長,面對他的固執己見,我也無可奈何。但今年卻突然有了機會。首先是明年(2022年)年初,正值得后兄的“米壽”,這就有了為他編書作紀念的充分理由。更重要的是,今年(2021年)正是魯迅(1881——1936)誕生140周年,于是,就不斷有出版社找到我們這些“老家伙”組稿,就為我們的研究論著重新出版提供了一個歷史機遇。我就應約編選了《錢理群講魯迅》和《魯迅當代讀本》兩本書。當年得后和我合作編選的《魯迅散文全編》和《魯迅雜文全編》也列入了再版的計劃。這樣,在我和趙園再三建議下,得后兄終于松了口;于是,就有了這本王得后《魯迅研究筆記》錢理群評點本的編選與出版。

    王得后先生與錢理群先生在開封合影

    正在我準備寫這篇《前言》時,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寄來了由李怡和宮立編選的《王富仁學術文集》,其中最有分量的自然是富仁的《論魯迅》(上、下編):這樣,得后、富仁和我,三位從事魯迅研究的老友的論著,居然得以同時再現于讀者面前,真的別有一番意味。特別是我打開書,讀到富仁在《<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初版后記》里的一段肺腑之言:“我”之所以能夠走向魯迅研究之路,除了導師李何林先生的指引外,主要仰賴“我的博士生副導師楊占升先生”、“文學研究所的樊駿先生”、“《文學評論》編輯部的王信先生”,以及魯迅博物館的“王得后先生”,“他們四人對我一生的影響,是怎么估計也不為過的”。讀到這里,我的心為之一動:它喚起了我同樣的歷史記憶。我不也正是在王瑤先生的引領,李何林先生的影響(我曾專門寫有《高舉“魯迅‘五四’”旗幟的學者——李何林先生的學術貢獻》一文),以及嚴家炎、樊駿、王信和得后的扶植、啟發下,才步入魯迅研究界的大門的么?這里,實際上有三代魯迅研究者的歷史性相遇:李何林、王瑤為代表的三、四十年代的老一代魯迅研究者;樊駿、嚴家炎、楊占升為代表的五、六十年代的中年一代的魯迅研究者,以及王信這樣的資深編輯;王富仁和我這樣的八十年代的相對年輕的一代魯迅研究者。而得后則有些特別:就進入魯迅研究界的時間而言,得后和富仁與我都屬于改革開放一代的研究者,但他的年齡與資歷、修養,都屬于樊駿、嚴家炎中年一代;我就多次談到,“當代魯迅研究者中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得后。他所提出的‘中國人及中國社會的改造的立人思想是魯迅思想的核心’的命題,他對‘左翼魯迅’的思考,都成為我的魯迅研究的重要出發點”,我們是“相互影響與呼應”的。而富仁特別提到的“樊駿、王信、楊占升,王得后”這樣的中年一代,對富仁(也包括我)“一生的影響”,就不只是學術道路,更是人生道路的精神影響。今年王信遠行以后,我寫過一篇文章,就談到魯迅研究界和現代文學研究界當年曾經有過的“純粹的學術精神”:“沒有半點講究人事關系的世俗氣,不存絲毫私心,沒有任何個人學術地位、利益的考慮,一心追求學術的獨立,自由,創新與平等”,同時“律己極嚴,達到了苛刻的程度”。在我心目中,具備這樣的“學術的公心和正氣”的代表,就是樊駿、王信、楊占升和得后他們四位?,F在,楊占升、樊駿、王信都已先后離世,得后也退出了學術界:“這樣的‘純粹的人’不會再有了”。

    2014年6月,老友聚會。左起:王培元、王富仁、王信、王得后、錢理群、趙園。

    因此,我在編選、評點得后的《魯迅研究筆記》時,最為動心的,還是得后“這個人”。這些年,我一直在做現代文學研究、魯迅研究領域的“學人”研究;這里談到的李何林、王瑤、樊駿、王信、王富仁諸位,我都寫有專文,現在又寫了得后,就沒有什么遺憾了。在我看來,“學術研究”的討論和總結,最后就要歸結到“學人”身上。

    富仁曾經談到,“我們這些搞魯迅研究的人”,都免不了有些“古板和梗頑”(《我和魯迅研究》)。在我的心目中,得后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代表?!肮虐搴凸nB”已經滲透于他的魯迅研究之中,成為一個鮮明特色:他“認定”魯迅的四大特點,由此決定了他的四大選擇,而且“古板”到毫不變通,“梗頑”到底的程度。

    其一,他認定:魯迅是一位獨立的思想家,具有“以立人為出發點、歸宿與中心”的自己獨有的思想體系;魯迅更是一位在現當代中國少見的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當下中國思想、學術界的問題不在于對魯迅的“神化”,而是對魯迅思想的原創性、前瞻性,其對中國與世界的現實與未來的作用與影響,遠遠估計不足;而一個“養育了魯迅的中國”,遲早會“愈來愈承認魯迅,信服魯迅,接受魯迅”。由此決定了“王得后式的選擇”:“以魯迅思想作為基本信念,以研究和傳播魯迅思想為自己的歷史使命”,而且如果再有“來世”,也還要研究和傳播魯迅思想。

    其二,他認定:作為一個“看透了大眾靈魂”的思想家、文學家,魯迅自己的靈魂、內心世界也是極其“復雜,豐富”,極具“個性”,而且具有某種“隱蔽性”和“矛盾性”。這也就決定了研究魯迅,不能只停留在魯迅外在思想的簡單概括,而要通過魯迅的各種文本(不僅是公開發表的論著,也包括私人通信和日記)探索魯迅的內心,他的情感世界,心理世界,他的獨特個性,內在矛盾,最隱蔽的方面,并且和魯迅進行情感、心理交流,靈魂的對話:這對于魯迅研究,學術研究,是更為根本的。

    正是出于對魯迅的思想的超前性,思想和內心的豐富性、復雜性、隱蔽性、矛盾性的充分體認,也是對自己和自己這一代知識準備、修養的嚴重不足的清醒認識,得后把自己定位為“講述魯迅的人”:“以如實全面梳理魯迅的原文原意為追求”,并且選擇自己的魯迅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從魯迅著作中搜索、匯集魯迅對某個問題的看法;盡可能讀懂魯迅的原意;注意揭示其多層面、多層次的結構與系統”。而且“不懂就是不懂,自我存疑;絕不斷章取義,用摘句來構建所謂‘一家之言’”。得后因此對自己的魯迅研究的局限,有高度自覺意識,反復自己強調并不真正、全面懂魯迅,只是在某些方面有所體認而已。他拒絕過度宣揚所謂“學術成就”,把相關論著命名為《魯迅研究筆記》,并非一般的謙虛,而是一種十分難能可貴的學術清醒。

    王得后先生在會場

    其三,他認定:批判性和獨立性是魯迅最基本的精神。魯迅對一切文明形態,對現實社會的現存形態,對他自己,都堅持肯定中的否定,進行無情批判。這就決定了他在中國與世界的思想、文化領域里,都是獨異的存在,是另一種可能:他的不可替代的意義與價值就在于此。

    得后也因此選擇了要以魯迅的批判精神進行獨立的魯迅研究。他反復強調,并且追求魯迅研究者應有的“特操”:“不唯上,不阿世,不講情面,不為流行時尚觀點所左右”。他最感欣慰的是,盡管自己前半生曾屈服于各種外在和內在的壓力,但在進入魯迅研究領域以后,就再也沒有成為魯迅所深惡痛絕的“理想奴才”;盡管自己的學術成果有限,但也從未人云亦云,始終堅持獨立思考,說自己的話,“并不平庸”。

    其四,他認定:魯迅是一位“以其獨特思想認識人生,并從事改良這人生的實踐型的思想家”,魯迅選擇雜文作為主要文體,就是為了使自己與現實人生,與中國人的精神發展建立起更緊密的聯系。得后因此要求自己的魯迅研究也要“具有某種實踐性的品格,以改造中國人和社會為指歸”。他給自己定的研究目標是:“講魯迅,接著魯迅往下講,往下做”,而且主動創作“魯迅式的雜文”,作為“往下講,往下做”的具體實踐方式。

    面對得后的這四大認定與選擇,我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也可以說,這就是我和得后,或許還有富仁,共同的或相接近的認識與選擇。但得后更有自己的特點:他的九十年代的雜文家的身份,是我和富仁所不具備的;更重要的是,我的研究逐漸轉移到當代知識分子思想史、精神史的研究,富仁也開拓了“新國學”的新領域,而得后始終心無旁騖地堅守在魯迅研究崗位上。盡管九十年代和21世紀以來,不斷有人回避、遠離魯迅,甚至以批判魯迅為時髦,得后依然毫不動搖地以自己的新研究回應一切對魯迅的詆毀與攻擊。這樣,得后就成了“新時代”少有的魯迅的“守望者”。

    但得后也沒有把自己的選擇絕對化。正像富仁所說的那樣,“我喜歡魯迅,我不能要求別人都喜歡魯迅”,知道自己對魯迅的看法不可能為許多人所接受,但也要維護自己研究、言說魯迅的權利,“我們都是在中國謀求生存與發展的知識分子,我們不會相同,但我們之間得有更多的理解與同情”(《我和魯迅研究》)。用我習慣的說法,就是——

    “我(我們)存在著,我(我們)努力著,我們又相互攙扶著——這就夠了”。

    2021年7月25日急就

    (圖片除書影外,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園提供。轉載于“論文衡史”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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