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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濤:凱約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 ——重審新詩發生“前史”的一次“偶然”
    來源:《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姜濤  2022年04月24日08:33

    有關白話詩或白話文學的個人發明史,善于“戲臺里叫好”的胡適,在《嘗試集》自序、《四十自述·逼上梁山》《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等文章中有過不厭其詳的講述。尤其是對留美期間與友人的爭論以及自己“嘗試”的路徑,他的敘述尤為細致、生動。結合《藏暉室劄記》《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等材料,從最初提出“作詩如作文”到后來選定“白話”為突破口,這一“逼上梁山”的故事,似乎可以非常真切地呈現于研究者和讀者眼前。有一點可以注意,那就是在相關的自述中,胡適非常強調這一過程發生的偶然性,認為“白話詩”或“文學革命”方案的提出,是由于多種因素的交互作用,并不能歸因于某一種歷史的“必然”。1923年12月,陳獨秀在致胡適的信中曾言:“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保?](P168)將白話文運動的興起,看做是“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的結果,這顯然體現了一種強調經濟決定性的唯物史觀。針對這樣的一元論解釋,胡適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中稱,自己寫《逼上梁山》這篇自述,一定程度上就是要說明歷史事實不是一個“最后之因”就可以解釋的:“這個思想不是‘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產生出來的,是許多個別的,個人傳記所獨有的原因合攏來烘逼出來的。從清華留美學生監督處一位書記先生的一張傳單,到凱約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從進化論和實驗主義的哲學,到一個朋友的一首打油詩;從但丁(Dante)卻叟(Chaucer)馬丁路得(MartinLuther)諸人的建立意大利、英吉利、德意志的國語文學,到我兒童時代偷讀的《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這種種因子都是獨一的,個別的;他們合攏來,逼出我的‘文學革命’的主張來?!保?](P279)

    今日之康奈爾大學與凱約嘉湖

    胡適對陳獨秀的回應,包含了實驗主義的多元史觀與強調“最后之因”的唯物史觀的對話[3]。他列舉的一系列“個別”或“逼出”明確主張的“一連串的小意外事件”,在某種意義上,也提供了一幀幀歷史回放的可能。雖然“逼上梁山”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基本情節也已然被“鎖定”,但在“慢動作”的回放中,胡適提出“文學革命”及“白話詩”方案過程中一些內在層次,或許也能由此呈現出來。上面引文中“凱約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就是一個特別有意味的“小意外事件”。

    胡適的詩歌生涯開始于少年時代,自稱到美國留學時,已創作兩百多首[4](P19-20)。初到美國,他本來計劃心無旁騖,專攻本業,屢有“禁詩”的決心,開始一兩年確實很少動筆,但自從好友任鴻雋(叔永)、楊銓(性佛)來到綺色佳后,在二人的不斷索和下“復為馮婦”??梢哉f,與友人之間的往來唱和,構成了胡適在美留學期間詩歌嘗試的主要驅動。1917年6月1日回國前所作“將歸詩”中稱:“因念吾數年來之文學的興趣,多出于吾友之助。若無叔永、杏佛,定無《去國集》。若無叔永、覲莊,定無《嘗試集》?!边@里提到的三位友人中,任叔永、梅光迪(覲莊)“聯盟成勁敵。與我論文學,經歲猶未歇”,正是與他們二人的持續爭論,最終將胡適“逼上”了白話作詩的“嘗試”之路。所謂“凱約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由這個“小意外”引發的詩文往返,就是胡適與友人持續筆仗中關鍵的一場。

    事情是這樣的:1916年7月8日,任鴻雋、梅光迪、唐鉞等“科學社”友人相聚綺色佳,他們邀約到訪康奈爾大學的陳衡哲等,一同到凱約嘉湖上去劃船。凱約嘉湖在康奈爾校園附近,是一個景色秀美的小湖,平日水波不興,可那天偏偏遇雨,幾個友人匆忙間將船打翻了,弄濕了衣服,虛驚了一場。后來,任鴻雋與陳衡哲結為夫婦,這雖是他們的初見,但已萌生了愛慕之情。湖上“翻船”事件,無疑給了兩個年輕人進一步接觸的機會。為了記錄這段危險又浪漫的經歷,任鴻雋寫下一首四言古詩《泛湖紀事》并隨信寄給了胡適,下面是其中的一段:“清風競爽,微云蔽暄。猜謎賭勝,載笑載言。行行忘遠,息楫崖根。忽逢怒波,鼉掣鯨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葉,馮夷所吞?!比硒欕h的詩風古雅、穩健,上述詩句比較完整地敘寫了“翻船”的過程。未料想這一段引來了胡適激烈的批評,他在7月12日復信中寫道:“惟中見寫覆舟一段,未免小題大做。讀者方疑為巨洋大海,否則亦當時鄱陽洞庭。乃忽接‘水則可揭’一句,豈不令人失望乎?……‘岸逼流回,石斜浪翻’,豈非好句?可惜為幾句大話所誤?!?/p>

    胡適在綺色佳讀書多年,對于凱約嘉湖也比較熟悉,曾在書信中向母親介紹:“湖面闊僅五里許,而長百余里,故又名曰指湖,以其長而狹如指也。湖上水波平靜時,可蕩舟,兩岸青山如畫,每當夏日,蕩舟者無算,兒時亦往焉?!?[5]“忽逢怒波,鼉掣鯨奔”,讀到友人用這樣一類“大話”來寫湖上風浪,胡適或許覺得用力過猛,“未免小題大做”。另外,詩中穿插的“言棹輕楫,以滌煩疴”“猜謎賭勝,載笑載言”等句,也引起了他的不適感,覺得這樣一些“死字”“死句”,與當下的情景殊不調和相稱。根據胡適的意見,任鴻雋修改了此詩,但并未照單全收,特別不同意胡適有關“死字”與“活字”之分,認為“載笑載言”固為“三千年前之語”,然仍可“用以達我今日之情景”。兩人你來我往,討論氣氛相對平和,也能有所深入,結果半路殺出個程咬金,梅光迪拔刀相助,7月14日寫來一封長信,激烈抨擊胡適以“活字”入詩文的“文學革命”主張,論爭的戰火由此進一步延燒,胡適于7月22日作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話游戲詩回應,這就是著名的《答梅覲莊———白話詩》:“人閑天又涼,老梅上戰場。拍桌罵胡適,說話太荒唐!說什么‘中國要有活文學!’說什么‘須用白話做文章!’文字豈有死活!白話俗不可當!”這首游戲之作,嬉笑頑皮,展示了白話的勁健活力,因為“一半是朋友游戲,一半是有意試做白話詩”[4](P31),在“逼上梁山”的過程中,占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某種意義上,它正是胡適白話詩寫作的第一次嘗試,但也是一次“惹禍”的嘗試,梅光迪、任叔永兩人都頗不以為然,指斥“足下此次實驗之結果,乃完全失敗;蓋足下所作,白話則誠白話矣,韻則有韻矣,然卻不可謂之詩”。[6]胡適繼而奮力辯護,正是梅、任兩位友人的夾擊,讓他進一步明確了“文學革命”的突破口,“竟逼得我不能不努力試做白話詩了”。[7]在后來的口述自傳中,胡適談到經此一役:“我終于得到個結論:那就是我們一年多的討論已逐漸約束到一個中心議題里來。這個中心議題便是:白話文用在文學其他任何部門都很適合,就是不能‘用之于詩’?!蚨蚁胛胰绻f服我的朋友們,使他們相信白話也可以作詩的話,那我只有以身作則,來認真嘗試用白話作詩。除此之外,再沒其他的辦法了?!?[8]

    可以說,湖上“翻船”這一偶然事件,引發的寫詩、改詩、爭論、以及白話游戲之作,使得胡適的思路聚焦到“白話作詩”這一中心議題上,前后的過程及轉換的邏輯也似乎相當流暢。然而,如果在這里放慢節奏,甚至稍停下來,可以探問的是,向“中心議題”的“逐漸約束”過程,是否也是一個逐漸收縮、簡化的過程,暗中擦抹了“中心議題”之外的其他面向?這種擦抹或擠壓,是否也會影響到我們對新詩成立前提的深入理解?胡適提到,他和友人的討論已經一年有余,如果將時間前推,推回一年多前,整個過程的“慢動作”回放,也會更為完整。

    1915年夏,胡適告別綺色佳,從康奈爾轉學去哥倫比亞大學。當時在綺色佳度假的梅光迪,也正準備去哈佛升學。值此人生及學業的“轉軌”之際,9月17日胡適做了一首《送梅覲莊往哈佛大學詩》,鼓勵梅光迪振作精神,頗為激昂地第一次提出“文學革命”的說法:“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边@首詩共四百二十字,其中夾雜了很多外國人名、地名、概念的音譯,如康可(concord)、愛謀生(Emerson)、霍桑(Haw-thorne)、煙士披里純(Inspiration)等。這一點胡適頗為自得,在“自跋”中稱:“此詩凡用十一外國字:一為抽象名,十為本名。人或以為病。其實此種詩不過是文學史上一種實地試驗,前不必有古人,后或可詔來者,知我罪我,當于試驗之成敗定之耳?!?[9]

    在幾個經常唱和的友人中,胡適的詩才并非最高,但文學革新的熱情無疑最高,在詩歌寫作上常有激進的“實驗”,譬如詩體上對“三句轉韻體”的嘗試,在詩中引入“說理”“寫實”因素,以及以“文之文字”入詩的努力等。誠然,這些努力有的因所見不多,根本稱不上創新,包括上面外國字入詩的“實地實驗”,大部分方案不出晚清詩界革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挦扯新名詞以自表異”的軌范?;蛟S正因如此,任鴻雋讀到后,從這首“長詩”中挑出了那“十一外國字”,做了一首打油詩《送胡生往哥倫比亞大學》,來挖苦胡適“文學革命”的狂言:“牛敦愛迭孫,培根客爾文,索虜與霍桑,‘煙士披里純’。鞭笞一車鬼,為君生瓊英。文學今革命,作歌送胡生?!?/p>

    所謂“文學革命”,在任鴻雋看來,不過是拉來了“一車鬼”而已。雖是友人戲作,胡適卻“不能把這詩當作游戲看”,9月20日夜在轉學到紐約的火車上,他用了任叔永贈詩的韻腳,做了一首“很莊重的答詞,寄給綺色佳的各位朋友”:“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琢鏤粉飾喪元氣,貌似未必詩之純。小人行文頗大膽,諸公一一皆人英。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輩不作腐儒生?!边@首詩的確很“莊重”,胡適后來稱自己當時文學革命的觀念其實很模糊,“那首詩卻是第一次把我對這些問題的想法寫下來”。[10]其中,“要須作詩如作文”一項,構成了“詩國革命”的起跑點,正是“從這個方案上,惹出了后來做白話詩的嘗試”。[11]

    簡言之,1915年9月的“作詩如作文”與1916年7月的“白話作詩”,構成了胡適“文學革命”(“詩國革命”)思考的兩個階段。兩個階段相互銜接,存在一定的推論關系,這一點梅光迪看得很清楚。1916年8月在給胡適信中,他這樣寫道:“足下初以為作詩如作文,繼以作文可用白話,作詩亦可用白話,足下之Syllogism即‘亞里土多德’亦不能難?!?[12]在此“三段論”中,“白話作詩”是以“作詩如作文”為大前提的,從新詩發生的實際看,二者也互為表里,只有語言層面的“白話化”和詩歌文法層面的“散文化”的結合,才能使現代的白話自由詩體真正浮出地表。但兩個階段的側重點畢竟有所不同,如果說第二階段的“白話作詩”為胡適的“文學革命”提供了一個具體的、可操作的方法,那么第一階段的“作詩如作文”,似乎還停留于傳統詩學內部的調整,顯得有些籠統。但換個角度看,“作詩如作文”比起“白話作詩”無疑包含了更多的層次,不只限于語言工具一面。無論是引入非詩意的“文之文字”,還是用古文句法溶解律詩的形式結構,都表明這樣一種文學訴求——在既有的審美積習之外,開放詩歌表意的空間與活力,包容嶄新的事物和經驗。胡適自己曾坦言:“我的第一條件便是‘言之有物’?!什粏査玫奈淖质窃姷奈淖诌€是文的文字?!保?](P25)其實,在給任叔永的答詩中,胡適已點明了“作詩如作文”的針對性,即“琢鏤粉飾喪元氣”——文學修辭的固化以及由此導致表意活力的喪失。在后續與梅光迪的書信中,胡適也解釋過“作詩如作文”的意圖,在于救“文勝之弊”:“與覲莊書,論前所論‘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之意。略謂今日文學大病,在于徒有形式而無精神,徒有文而無質,徒有鏗鏘之韻貌似之辭而已。今欲救此文勝之弊,宜從三事入手:第一,須言之有物;第二,須講文法;第三,當用‘文之文字’(覲莊書來用此語,謂Prosediction也)時不可避之。三者皆以救文勝之弊也?!?[13]

    梅光迪

    胡適認為當時中國文學的關鍵問題在于“有文而無質”。在文學風氣轉換的時刻,提出所謂“文勝之弊”或“文質之辨”,也是一種常有的策略。自晚清詩界革命以來,突破傳統詩美軌范的限制,包容新名物、新意境、新經驗的沖動,也一直支配著對嶄新詩歌的構想,胡適“作詩如作文”的方案,大致呈現于這一背景中。

    實際上,在“救文勝之弊”方面,任叔永、梅光迪與胡適并無分歧。任叔永在信中也稱:“要之,無論詩文,皆當有質。有文無質,則成吾國近世萎靡腐朽之文學,吾人正當廓而清之?!辈煌幵谟?,他認為造成“有文無質”的最大原因“乃在文人無學”,救治的方案因而“當從績學入手。徒于文字形式上討論,無當也”。有意味的是,自言與胡適的主張“如南北極之不相容”的梅光迪,也提出過自己的“文學革命”大綱。這份大綱有以下四條:“一曰擯去通用陳言腐語”;“二曰復用古字以增加字數”;“三曰添入新名詞”;“四曰選擇白話中之有來源有意義有美術之價值者之一部分以加入文學”。不難看出,對于當時文學弊病的診斷,胡適與兩位友人有所共識,救治之道也不乏重疊之處(如“擯去通用陳言腐語”),主要的分歧還是集中于對“作詩如作文”的看法。特別是自言“大約以文學當一種學問,不敢當一種美術”的梅光迪,站在一種學院立場上,依據某種制度化的文學“定理”,一直力主詩文兩途:“足下謂詩國革命始于‘作詩如作文’,迪頗不以為然。詩文截然兩途,詩之文字(Poeticdiction)與文之文字(Prosediction)……泰西詩界革命家最劇烈者莫如Words-worth,其生平主張詩文文字(diction)一體最力。然觀其詩則詩并非文也?!?/p>

    梅光迪在哈佛大學攻讀文學專業博士,從某種“鐵案如山”的文學原理出發,是他討論文學的一個特點,胡適就曾批評他“治文學有一大病:則喜讀文學批評家之言,……此如道聽途說,拾人牙慧,終無大成矣” [14]。相較之下,作為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胡適似乎不太看重“原理”,具體的寫作經驗和現實問題(如“文勝之弊)反倒是他的出發點。這樣的論述角度的差異,也延續到后來的新詩討論中,甚或成為新詩自我認知的一種內在張力。

    簡單歸納一下,在“作詩如作文”引發的爭議中,包含了“詩的文字”與“文的文字”、“文”與“質”、“問題”與“原理”等多重張力,此一階段胡適“詩國革命”構想的復雜性、含混性,由此可見。在隨后的一年間,他的思考也在持續展開,更多結合了文學史、文字史的維度。據他自己的回顧,在1916年二月到三月,他的思想起了一個“根本的新覺悟”,認清了“一部總共文學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陳代謝的歷史,只是‘活文學’隨時起來替代了‘死文學’的歷史” [15]。這說明,從“作詩如作文”到“白話作詩”,胡適的思考有了一種向語言工具層面逐漸收縮、聚焦的趨勢。在這樣的趨勢中,回頭再來讀《泛湖紀事》一詩,胡適批評意見中不同的層次,或許也能看得更清楚一點。

    上文提到,1916年7月12日信中,胡適就“泛湖”詩中描寫“覆舟”一段,提出了批評,認為用表現“巨洋大?!敝o藻來形容一片小湖,“未免小題大做”。任叔永對這個意見一開始大體是接受的。在7月14日的復信中,他談到了具體的修改方案:“足下謂寫舟覆數句‘未免小題大做’,或然。唯仆布局之初,實欲用力寫此一段,以為全詩中堅?!蛘哂昧μ^,遂流于‘大話’。今擬改‘鼉掣鯨奔’為‘萬螭齊奔’,‘馮夷’為‘驚濤’,以避海洋之意。尊意以為何如?”“覆舟”一段,恰恰是任叔永用力最多也是最為得意的一段。所謂“鼉掣鯨奔”“馮夷所吞”,將湖上的風浪形容為鼉龍與鯨魚在翻騰、小船被水神(馮夷)吞沒,筆力雄健的同時,確實用力過猛了一點。替換之后的“萬螭齊奔”“驚濤所吞”,用力稍緩,可并沒有跳出以前的思路,還是在修辭上盡力夸飾。這樣的修改顯然不會讓胡適滿意,在7月16日的信中,他將自己的看法進一步挑明:“‘泛湖’”詩中寫翻船一段,所用字句,皆前人用以寫江海大風浪之套語。足下避自己鑄詞之難,而趨借用陳言套語之易,故全段無一精彩。足下自謂‘用力太過’,實則全未用力。趨易避難,非不用氣力而何?……再者,詩中所用‘言’字、‘載’字,皆系死字,又如‘猜謎賭勝,載笑載言’二句,上句為二十世紀之活字,下句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稱也?!?[16]

    任鴻雋《泛湖即事》詩,胡適批注

    在這封信中,胡適的意見表達得更為明確,且有所擴展,包含兩個方面:其一,是借用“陳言套語”的問題。在胡適看來,襲用前人套語,看似用力揀選,其實是一種偷惰的方式,或是力氣用錯了地方,回避了“自己鑄詞之難”,即回避了用獨特清新的語言去把握現實經驗的責任??陀^說,《泛湖紀事》采用四言古體,寫得平穩細致,風格古雅,完整寫出了“覆舟”前后的過程。但或因詩中“套語”過多,給讀者帶來的鮮活感受不多。有年輕的研究者,結合自己游歷凱約嘉湖的經驗,指出了這首詩“言文失和”之處:比如,“橋出蔭榆,亭過帶柳”一句,如果不是特意標注,便很難想象這是美國的風景。根據筆者的游歷實踐,現實中的凱約嘉湖確有西方古典園林中那種承襲古希臘、古羅馬建筑傳統的小型涼亭,但這種“西洋亭”和任叔永詩中給任的“亭”之想象空間,肯定不在同一個維度,可見古體詩面對西方風景時的力不從心。當然,古典詩體與現代風景是否相合,這也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相對于詩體的古今之別,胡適最關注的還是“借用陳言套語之易”與“自己鑄詞之難”之間的張力,或者說,還是“文”與“質”的關系以及如何救“文勝質之弊”。

    上面只是批評的一個方面,胡適在7月16日信中還補充了另一方面的意見,即“再者”之后的部分,判定“言”與“載”皆為“死字”,“猜謎賭勝,載笑載言”二句之中的“二十世紀之活字”與“三千年前之死句”并不調和相稱。胡適曾作《〈詩經〉言字解》,對于《詩經》中“言”“式”“孔”“斯”“載”字的用法頗感興趣。這里,挑出“言”“載”兩字批評,本意是說它們“在文法上的作用,在今日還未能確定,我們不可以輕易亂用”,而應“鑄造今日的活語來‘達我今日之情景’”?!八雷帧迸c“活字”問題的加入,無形中暗中影響了這場討論最終的走向。

    收到胡適的第二輪意見,任鴻雋依舊耐心聽取,在7月17日的信中又一次修改了“覆舟”的描寫,將下面一段:“行行忘遠,息楫崖根。忽逢怒波,鼉掣鯨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葉,馮夷所吞?!备臑?“載息我棹,于彼崖根。岸折波迴,石漱浪翻。翩翩一葉,橫擲驚掣。進嚇石怒,退惕水瘞?!焙m在他的留學日記中,記下了這一修改結果,但沒有完整抄錄任鴻雋的回復。有研究者參照《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中保存的來信,更細致梳理了任鴻雋“軟中有硬”“以退為進”的態度。一方面,任鴻雋在信中稱:“足下所不喜之覆舟數句,今已大半易去,其中‘進退’兩句頗用力寫出,足下當不謂之死語”;另一方面,在“死字”與“活字”問題上,卻據理力爭:“足下謂‘言’字‘載’字為死字,則不敢謂然。如足下意,豈因《詩經》中曾用此字,吾人今日所用字典便不當搜入耶?‘載笑載言’固為‘三千年前之語’,然可用以達我今日之情景,即為今日之語,而非‘三千年前之死語’,此君我不同之點也?!?[17]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

    將胡適的批評與任鴻雋的回復相對照,不難看出:對于胡適提出的第一方面意見,如“太過用力”“借用陳言套語”,任鴻雋是接受的,也進行了相應的調整,雖然調整的結果,未必達到胡適的期待。對于胡適第二方面的批評,任鴻雋卻不以為然,并不認為三千年前之“死字”,就一定不能應用于“今日之情境”。事實上,從文本的效果看,“猜謎賭圣,載笑載言”兩句并無多少“違和”之感,因為語言節奏的熟悉,隨興寫出,古今的并置反而帶來一種特別的輕快感,比較好地傳遞了湖上泛舟的愉悅心境。后面“進嚇石怒,退惕水瘞”諸句,刻意修改,還是不免古奧呆板,缺少了某種鮮活的當下性。這是胡適未曾考慮到的層次,如能嵌入恰當的上下文關系,“三千年前之死語”可能非但不死,反倒能襯出“今日”情景的生動。

    不管怎么說,胡、任二位圍繞“泛湖”詩的討論,還是相當有質量的,涉及到詩歌語言的“文”與“質”、“死”與“活”、“死語”可否“活用”等多方面問題,還是撐開了一個有彈性的空間。怎奈還有一個不能缺席的梅光迪,就在任鴻雋第二次修改詩作的當天,在場外“觀戰”的梅光迪寫下一封長書,激烈反駁胡適的看法:“讀致叔永片,見所言皆不合我意,本不欲與足下辯,因足下與鄙之議論,恰如南北極之不相容,故辯之無益;然片末乃以dogmatic相加,是足下有引起弟爭端之意。天涼人閑,因陳數言,或亦足下所歡迎者也?!薄白阆滤择鏋椤膶W革命’真諦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于叔永詩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為非‘廿世紀至活字’?!?/p>

    依循了此前論爭形成的思維慣式,梅光迪似乎沒有完全領會胡適的意見,僅僅選擇了其中一個方面(“死字”與“活字”),而對另一方面(文質之別)棄之不顧,認定胡適所倡“文學革命”之“真諦”,“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經過一番“原理”層面的闡發,梅光迪這樣總結:“總之,吾輩言文學革命須謹慎以出之,尤須精究吾國文字始感言改革。(此處有胡適眉批:此言是也。)欲加用新字,須先用美術以鍛煉之,非僅以俗語白話代之即可了事者也。俗語白話固亦有可用者,惟須必經美術家之鍛煉耳。(此處有胡適眉批:此亦有理,我正欲叩頭作揖求文學家、美術家采取俗語俗字而加以‘鍛煉’耳。)如足下言,乃以暴易暴,豈得謂之改良乎!” [18]梅光迪的反駁,當然包含了一些合理的建設性意見,胡適在眉批中也不斷稱是,但無形中還是擠壓了胡、任二人討論本來的彈性空間,將重點鎖定在了“俗語白話”這單一議題上。實際上,這也是從自己的角度,將胡適推到了一個語言工具論的簡單立場上,即“以俗語白話代之即可了事”?!啊碎e天又涼’,老梅上戰場”,由梅光迪這封長信惹出了胡適后面的白話游戲詩,“白話詩”的發生歷史,就這樣在一串“小意外”的連鎖反應中順勢鋪就了。

    《泛湖紀事》一詩引發的爭論,只是將胡適“逼上梁山”的諸多因子中的一個,但由于涉及具體文本的討論,可能將他個人的文學趣味、訴求,更鮮明地顯露出來。正如上文所述,在1915年9月“作詩如作文”方案的爭議中,包含了文與白、詩與文、文與質乃至“問題”與“原理”等多重張力。到了1916年7月,胡適的思考雖已逐漸偏向語言文字的層面,關注“死文字”與“活文字”的分別,但他對任鴻雋詩作的批評,還是以救“文勝質之弊”為起點的,針對了襲用“陳言套語”或過度夸飾導致的經驗遮蔽。文字“死活”問題的引入以及梅光迪的火力全開,讓他明確了“白話作詩”這一突破口,目標更為清晰了,也更具操作性和話題性。然而,原來批評中第一層面的問題,卻無形中被遺落了。

    胡適“八事”

    后來,隨著討論空間轉移到國內,美國友人的激烈反對被北大諸公的鼎立支持替代:陳獨秀從文學史角度對“白話文學正宗”的強調,錢玄同“寧失之俗,毋失之文”的忠告,以及讀者討論中對“形式”問題的“側重”,無形中使胡適的“白話”主張接受了“悍化”:“所以我回國之后,決心把一切枝葉的主張全拋開,只認定這一中心的文學工具革命論是我們作戰的‘四十二生的大炮’?!?[19]另外,當時國內發生的“國語問題”的討論,也對胡適論文主旨的變動產生了關鍵影響[20],《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就是重要的成果。當文學革命與國語運動合流一處,“白話文學”的主張便上升為旨在建構現代民族國家語言的白話文運動,其歷史價值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由此說來,胡適由詩歌問題展開的文學構想愈來愈向語言、形式方面傾斜,并最終演化成具有宏大歷史建構功能的“國語文學”論。這首先是一個擴張的過程,即讓文學與文化、語言接軌,獲得歷史的意義。同時,這也是一個收縮的過程,當“枝節的主張全拋開”,最初的整體改革不斷被化約、窄化,形成明晰的策略,胡適最初對詩歌表意能力的構想,也從詩與文、文與白、文與質、實驗與規范的多重交織,變成以文言與白話的沖突為中心了,胡適作為一個語言工具論者的形象,也由此確立。后來的文學史敘述也多從這個角度展開,將胡適等人的早期新詩嘗試的價值,定位于工具意義上的歷史變革,即完成了從文言到白話、從古典格律詩體到現代自由詩體的過渡。連最初白話詩“實驗室”里的周作人,談到胡適的主張時也說:“但那時的意見還很簡單,只是想將文體改變一下,不用文言而用白話,別的再沒有高深的道理?!保?1](P57)

    然而,“那時的意見”并沒那么簡單。胡適自己也稱:“白話作詩不過是我所主張‘新文學’的一部分?!?[22]在“作詩如作文”引發的第一階段爭論中,他就在給梅光迪信中申明:“吾所持論固不徒以‘文之文字’入詩而已?!睋Q言之,“文之文字”入詩,只是一種方法,針對的中國文學“有文而無質”的總體性問題,包含了開放文學空間、增強文學當下表意能力的整全構想。在1916年二到四月間,他提出的“救此文勝之弊”宜用的“三事”(第一,須言之有物;第二,須講文法;第三,當用“文之文字”時不可避之)以及“吾國文學”之“三病”(一曰無病而呻;二曰模仿古人;三曰言之無物),都是上述關切的進一步延伸,也構成了稍后“文學改良八事”的基礎。1917年1月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正式開啟了“文學革命”的進程,在闡發文學“八事”之五“務去爛調套語”時,就這樣寫道:“吾所謂務去濫調套語者,別無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親見、親聞、所親身閱歷之事物,一一自己鑄詞以形容描寫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達其狀物寫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濫調套語者,皆懶惰不肯自己鑄詞狀物者也?!边@段闡述與1916年他對《泛湖紀事》一詩的批評,何其相似,甚或可以看做當時說法的一種擴展。與此類似,胡適后來對文學“具體性”的強調,以及所謂“詩的經驗主義”的提出,都生成于“救文勝之弊”這一核心關切的延長線上。然而,這樣的關切似乎湮沒于“白話”激起的滔天聲浪之中,被看做是一般性的文學訴求,或一種個人的淺白趣味,并沒有放在新詩“起點”的意義上去考慮。

    當然,通過重審新詩發生“前史”的一次“偶然”,本文試圖辨析胡適“詩國革命”方案的內在層次。從宏觀的文學史角度看,可能相對細微,甚至不太緊要,但“細微”之處又往往是“精微”之所在。在文言與白話的框架之外,要對新詩成立的前提進行更完整的理解,也要考慮詩與文、文與質等多重關系。換言之,新詩的發生不只語言工具或詩歌形式的轉換,同時還包含了美學乃至倫理的訴求。僅以文與質的關系而論,雖然是一個傳統詩學的老話題,在晚清至五四的語境中,也有著特殊的文學史、思想史的意涵。如章太炎從“小學”立場出發,針對阮元的“文筆”之分以及近代的純文學觀念,以文字復古尋求名實、文質的統一,目的就在糾正文字孳乳導致的“表象主義”之病,以及由此帶來的文化政治與倫理危機。文與質二者的平衡,也就是“修辭”與“立誠”統一。這種以文字問題來牽動整體的思想文化復興的方式,向下聯動了五四新文化的基本立場。

    1914年的胡適

    在《五十年來之中國之文學》中,對章太炎在《文學總略》中提出的“文者,包絡一切著于竹帛者為言”的觀念,胡適頗為認同,也稱“應用文”與“美術文”的分別并不能成立?;陬愃频摹胺何膶W”立場,他也不太承認“純文”與“雜文”之別,將文學的本質,寄托于文字的表意能力上:“我嘗說:‘語言文字都是人類達意表情的工具;達意達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學?!痹谶@個意義上,胡適力糾“文勝之弊”,與章太炎批評語言的“表象主義”,在問題意識上大體是接近的。他對“濫調套語”的敏感,對“自己鑄詞”以表現“今日之情景”的重視,其意義也不只是一種美學趣味的傳達,也連帶了“修辭立誠”的倫理態度,連帶了新文學與新文化內在理念的呼應:“新詩”之“新”,不僅在于白話的淺顯、形式的自由,也在獨立人格之確立、文化創造之真純??上н@個部分,胡適并沒有著力去展開。

    30年代中期,廢名在北大課堂上開講“新詩”,處處以胡適開創的工具論新詩史觀為靶子,其第一堂課講到的第一首詩,便是胡適的《蝴蝶》:“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廢名將這首“口水”之作與元人小令“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比較,做了一個出人意料的判斷:“我覺得那首《蝴蝶》并不壞,而‘枯藤老樹昏鴉’未必怎么好。更顯明的說一句,《蝴蝶》算得上一首新詩,而‘枯藤老樹’是舊詩的濫調而已。我以為新詩與舊詩的分別尚不在乎白話與不白話……”[23](P5)“枯藤老樹”只是大家熟悉的舊詩濫調,淺白的《蝴蝶》卻生成于一個當下觸發的質直情感。進而,廢名提出了他著名的觀點:舊詩是以“詩的文字”寫“散文的內容”,而新詩以“散文的文字”寫“詩的內容”。這樣的“新舊”之別,無疑掙脫了文言與白話的二元邏輯,而將目光投回“詩”與“文”、“文”與“質”關系的辨析中。這似乎是將胡適“詩國革命”本來的層次重新揭發出來,構成了“作詩如作文”方案一個并不十分遙遠的歷史回響。

    注釋:

    [1]陳獨秀.答適之[A].陳獨秀著作選編:第三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A].胡適全集:第1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3]袁一丹 《新大陸的舊文苑———重構文學革命前史》,《文學評論》2019年6期。

    [4]胡適.《嘗試集》自序[M].上海:亞東圖書館,1920.

    [5]胡適.《胡適全集》第23卷,第 43 頁,1912年8月31日胡適致母親書信。

    [6]胡適.《留學日記》卷十四,《胡適全集》第28卷,第423頁任叔永1916年7月24日信。

    [7]胡適.《四十自述》,《胡適全集》第18卷,第119頁。

    [8]胡適.《胡適口述自傳》,《胡適全集》第18卷,第308頁。

    [9]胡適.《留學日記》卷十一,《胡適全集》第28卷,第269頁。

    [10]胡適.《胡適口述自傳》,《胡適全集》第 18卷,第301頁。

    [11]胡適.《四十自述》,《胡適全集》第18卷,第105頁。

    [12]梅光迪.《梅光迪文存》,第543頁,梅光迪致胡適第三十七函,武漢: 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13]胡適.《留學日記》卷十二,《胡適全集》第28卷,第317頁。

    [14]胡適.《胡適日記》卷十三,《胡適全集》第28卷,第403頁

    [15]胡適.《四十自述》,《胡適全集》第18卷,第109頁。

    [16]胡適.《留學日記》卷十四,《胡適全集》第28卷,第416—417頁。

    [17]1916年7月17日任鴻雋答胡適書,《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6冊,第186頁,合肥: 黃山書社,1994年。

    [18]梅光迪致胡適第三十四函,《梅光迪文存》,第538—540頁。

    [19]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胡適全集》第12卷,第286頁。

    [20]王風.《文學革命與國語運動之關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1年3期。

    [21]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

    [22]胡適.《留學日記》卷十四,《胡適全集》第28卷,第439頁。

    [23]廢名.談新詩[A].論新詩及其他[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轉載自“西川風”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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