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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丁東亞:在摯愛與自省中埋首人間
    來源:《長江文藝》 | 丁東亞  2022年04月07日07:59
    關鍵詞:詩歌

    若是詩歌像我們時下在網絡上看到的部分“現實”一樣虛假,那么詩就沒有了意義和價值。作為詩人,應真誠地面對自我和真實世界,用哪怕微弱的聲音去吶喊,抑或敦厚地記錄,也從不失去本我的思考與觀點。毋庸置疑,也恰恰是因了“意義”的存在,那些即使最微渺的事物在詩歌里才有了無窮盡的側面。畢竟詩歌唯有通過希望賦予平凡生活的事件與事物以意義的需要,才能使它們免于毀滅在某種糟糕的處境。于此同時,這種帶著“意義”的書寫帶來的愉悅與力量,在語言的作用下,會多出迷人的一面,甚至可能給出更多的謎面(詩的多義性),因為“詩令語詞擺脫意指的任務,把它們還給那些在深淵邊緣看到勿忘我的人,為這一有關場所的思想、為場所確定存在的思想提供幫助”(伊夫·博納富瓦語)。

    詩人在創作時是重新體驗生命的快樂、憂愁,以及希望與絕望,他們用詩的形式傳達的是個人情感的雙目看到的世界的真實模樣,并有著自己的色彩、嗓音和自己那可能轉變成暴風雨的光線。從這點而言,一個好詩人與一個好導演有著近似性。如小津安二郎。他的電影最為非凡之處,或許就是其在描繪所認定的美好之物與事時,會毫不懷疑其美好,并能作為共情者充分地理解它們。這也是作為詩人的張二棍所具有的共性。他的詩歌有時像一個電影畫面或幾個畫面,個人經驗與想象(在這里指代思想的自由)在以詩歌形式呈現時,有著一種溫情之外的無可名狀的悲愴況味,抑或是悲情之外難以言喻的溫情,《恩光》《穿墻術》《哭喪者說》《喊》等,都是很好的例證。我們不妨來看下他最近出版的詩集《搬山寄》里的同名詩。這首詩顯然有著他對現實書寫不時帶來的失望感觸,或是某種精神寄托,“我不舍晝夜,研習著搬山法/只求擺脫這遺世又困厄的無用/這喪家犬般的無用”,“我不愿目睹,我這苦命的一生/都在徒勞地,搬運著自己的艱辛”,他的如此這般的清醒意識無疑也成為他作為詩人“苦命”的一部分。但相信只要他還在繼續寫詩,就會一直不停地搬運個人生命世界里的“艱辛”與苦難,像愚公一樣執著,只是這種“徒勞”,不再僅僅是為自己搬運,而是為更多的人間苦命人:“——他們形形色色,借我而生/使我于慌不擇路的書寫中/度過他們,不堪言說的一天天……”(《舊誓言》),“他每天/奔波在路上,輕輕搬運著它們/像一個送親的人,也像一個送終的人”(《舊貨市場》),這種思想上對他者或他物的“度過”,何嘗又不是張二棍作為詩人的自渡呢。

    詩歌作為詩人自我言說思想的一種方式,無疑需要一種“聲音”的傳遞,它可以外化為詩人詩歌美學或節奏的展現,也可以是隱喻的低音模式,即便有時詩不能完全抵達詩人的自身行動,甚至讓詩中那萬千種被察覺到的言說顯得可疑,但不得不承認的是,這種言說有時滿載的就是日常真理。在閱讀張二棍詩集《搬山寄》與本期刊發的組詩《忽有憶》時,我不時會想到英國詩人菲利普·拉金。他們的詩歌與大眾幾乎都毫無隔閡,平凡的聲音、平凡的生活在詩內都無時不閃爍著人性的光彩。如果說菲利普·拉金的部分詩歌“大多數的語調總帶有早晨的氣息或晨曦的閃爍”,那么在相同意義上,張二棍的一些詩則帶有著“光”之暖意。那些貼近日常場景與事物的書寫,在“光”的指引下,時常散發出哲思般的徹悟?!抖鞴狻罚骸爱斘覀冞€不知道,/母親病了的時候/光,/已經早早趴在/低矮的窗臺上/替我們看護她,/照顧她/光,/也曾是母親的母親啊/現在變成了,/比我們孝順的孩子”;《春光》:“仿佛一夜之間,/桃花漫漶/可我知道,/大地已蓄積太久,/默默咽下了/許多的春光,/才能淌出那些過于好看的花兒”;《忽有憶》:“沉船中的黃金,仍在無情的泥沙中/秘密閃爍。誰前世,丟在渡口的嬰兒/已是兒孫繞膝。前世,吞噬我的/這條河,現在奔涌著,咆哮著/像極了,對今生的再次召喚”。這種對某個場域或某事與物傾注的感情,事實上也是外在的世界風貌前來索取的,它們只是退回到了詩人寫作的背景中,成為詩人通向在場的密鑰,當印象與情感融合,就在詩人腦海變為一幅被不斷修改的草圖,直到落于紙上。而張二棍通過這些視覺的成像,轉瞬而逝的情緒或無法平息的不安來書寫,則是執著于展現它們,檢視它們,即使會不斷在其間迷失。

    如今,追求當下的寫作已成為一種無需辯駁的事實,但在寫作當下之際如何面對自己的內心,自我解放,而不是刻意制造意義,讓自己與自然萬物或不相干的事物對話時令知性與感性自由連接,是詩人必須面對的問題??斩吹氖闱榕c看似哲思的分行記述,算不上是詩,也不可能是,詩為讀者帶來的體驗不僅是聽覺上、視覺上的,還有身體上的反應,在艾米莉·狄金森那里,只有“肉體上感覺到仿佛自己的腦袋被搬走了”,她才確定是詩。張二棍詩歌的優良品質就在于意義與情感的合二為一,摒棄華麗辭藻與玄學高姿、忠于日常經驗的詩語言。從對現世眾相體察所悟到對自然之物引發的內心所感一面,張二棍的《忽有憶》或許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它不再僅僅是記載其單薄的肉身,以及其單薄的思考,而是直面自我,以坦白的方式完成了精神上的抗爭與自救。

    大河啊,我早已過了夭折的年紀

    無法為你,獻出一個純粹的童子之身

    我多疑,多憂,平添了諸多惡意

    與敵意。大河啊,我早已不配

    與你一道,忘情東流?!?/p>

    作為詩人,張二棍不可能時時保持著理性(人類的理性是有限度的,詩歌也必須是非理性的),在某些時刻,他需要為自己的孤寂、悲憤、懷疑與冥想(詩歌是冥想的勝利)找到一種寄托,或是傾訴的對象。當寬闊的大河在其眼前浮現,他突然就變成了一個無須再繼續沉默的孩子一般,那些潛埋在心底的苦悶仿佛只有大聲喊出,他才重又變得簡單而干凈,重又可以坦蕩地活著,可以忘情地與大河一道東流。如此,詩歌作為確認自我的有效方式,就有了真正的意義。此時詩里的那個“我”也不在單是作為一個個體的存在,而是成為了大多數的“我們”。甚至這種情感像一束火把,照亮自我之際也將共情的“我們”溫暖。從另一層面理解,這首詩里看似自我嗟嘆、無明的失落,也印證著張二棍在摯愛、忍耐與自省中擁有著此時此地或彼時彼刻的生命。

    作為真誠的詩人,張二棍始終不斷地解構和構建著自己。他敢于面對自我與時代,仍然“懷著不為人知的期待”繼續豪壯又敏銳地書寫,并相信在詩歌里只要他還是“當初想要的那個”自己,“理想的”自己,他就愿埋首人間,等待那一首首品德良好的詩歌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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