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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與真:1980年代京城的四季花事與文化地圖 ——止庵《受命》讀后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 | 趙冬梅  2022年03月23日13:58

    內容提要:止庵的長篇小說《受命》在講述一個與伍子胥、哈姆雷特故事遙相呼應的當代復仇故事的同時,還以考古學家或人類學家田野調查的姿態,細描了1980年代中期北京城的四季花事與文化地圖,既還原、營造了有著感官溫度的生活、時代氛圍,構成了文學真實的堅實土壤,又在其基礎之上生長起詩意與精神、審美之花,也即“真”既是“詩”誕生的基礎,又是“詩”的組成部分。

    關鍵詞:《受命》 詩與真 京城花事 文化地圖

    在肖復興以記述、追憶北京城的老建筑、老院、老街巷為主的散文集《藍調城南》中,曾介紹了老北京關于京師花事的一條諺語,即“崇郊寺的牡丹,花之寺的海棠,天寧寺的芍藥,法源寺的丁香”,并不無遺憾地講到,那時候北京人看花是有講究的、不能夠亂套的,就像《紅樓夢》的時代賞花時是要作詩的,如今雖然花多了到處都是,但已沒有以前那樣的情致。1誠如肖復興所言,如今是用手機拍照留念代替了昔日賞花吟詩的情致,但在止庵新出的長篇小說《受命》中,在1980年代中期的北京城,在智能手機遠未問世、人們聯系還需要座機的時代,在當下北京小說甚至是都市小說創作中很少被詳細描寫的四季花事,出現在了小說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增添了故事氛圍的真實可感與風花雪月的文藝氣息,四季花事也一度構成了幾位愛詩的年輕人的活動背景,雖然他們未再像大觀園里的文藝青年們那樣為花作詩,但還是讓詩與花又有了某種聯系。

    《受命》的故事主要發生在1984年春到1986年1月間,經歷了兩個春夏秋冬,作者以鮮明的季節更替為時間軸,講述了一個糅合著哈姆雷特風格、并與伍子胥的故事遙相呼應的當代復仇故事。從視覺的角度講,整部小說仿佛是一長卷動靜相宜、工筆細描的“清明上河圖”,跟隨著書中人物在街頭穿行的腳步,徐徐展開了京城的四季花事,勾勒并再現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北京城的文化地圖。

    《受命》對京城花事最為詳細、緊密、鋪陳的描寫,是小說一開始的1984年由春至夏的這段時間。1984年春的某天,牙科醫生陸冰鋒到甘家口去看望患阿爾茲海默病的母親,看到母親房間窗外一大叢開著鮮黃花朵的迎春花,院子里或花朵繁密或將開未開的紫荊、紫葉李、桃花、碧桃,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如倫勃朗的畫作似的從深色背景中突顯出來。這次回家,母親趕在記憶喪失之前,特意告訴了冰鋒造成其父悲劇命運的加害者,乃是父親原單位的部長祝國英。父親在1957年“反右”時被劃分為“極右”、下放到東北農村勞動改造、摘帽后又被強制辦理因病退職手續只能帶著家人離京回南方老家、遷移過程中父親檔案丟失成為“黑人”、病情加重時到京求醫因走投無路而服毒自殺甚至后來遲遲不能平反,都與這位父親曾經的老戰友、同事的舉報、加害脫不了干系。自此,作為小說情節推動力的冰鋒為父復仇的使命拉開了帷幕,整部小說的敘事也是緊貼著冰鋒隨后的一系列活動,通過他的行止、觀看,描摹了1984年北京街頭、院落、室內熱鬧絢麗的花草樹木,小說的主要人物也在此期間一一登場。

    比如,冰鋒到部里打聽仇人祝國英部長家的地址,路過鼓樓時看到幾棵開著粉色、白色、紫色、黃色花的玉蘭樹;到祝部長家所在的崇文門附近的胡同,有開滿淺粉色花的榆葉梅和開著白色或紫色花的丁香;到父親生命中最后的居所、自殺而亡的和平里,看到胡同路邊一排花謝得差不多的杏樹;到父親的同事、曾經幫助過父親和自己家人的賀叔叔住的北太平莊,有開著淡粉色花朵的泡桐樹和開滿細小白花如積雪的流蘇樹;到位于海淀黃莊的海淀區文化館參加詩歌朗誦會,已是楊柳絮飄飛的季節,路旁的洋槐開滿了花。在這次詩歌朗誦會上,冰鋒結識了曾經是畫家、現在寫詩還想做詩歌評論的工人楊明,從北大中文系畢業、在一家行業報紙做編輯、一心一意要當詩人的綽號叫Apple的燕蘋,尚在北大英語系讀書的仇人祝國英的女兒也即小說的女主人公祝葉生。四位文學愛好者相談投機,成立了詩歌小組,20世紀80年代流行的文化事件如“朦朧詩”“星星”畫展和文化名人如寫《一代人》的顧城、寫《相信未來》的食指等,開始不斷出現在他們的交談中,京城的花事與詩也開始有了交集。

    詩歌小組的聚會地點是在交道口附近胡同的Apple家中,此時已漸漸入夏,Apple家院中的花草樹木更為繁盛,有開著紅色、粉色、白色的大叢月季,有粉色的矮牽牛和爬到窗下的藍色牽?;?,有紅色的串紅、黃色的孔雀草、紫色的鼠尾,有結著小花苞的珍珠梅、開滿淡紅色花的紫薇和在樹枝頂端開著一束束明亮小黃花的英文名叫goldenrain tree的欒樹。就在這些鮮艷明媚的花草花香的環繞下,他們朗讀自己寫的詩,談著奧登的玄學詩、冰鋒想用詩劇寫的伍子胥復仇的故事、馮至的小說《伍子胥》以及世界有名的詩劇拜倫的《該隱》、雪萊的《希臘》、席勒的《威廉?退爾》,談著《吳越春秋》《東周列國志》中的伍子胥的故事以及西洋歌劇、日本的歌舞伎和打口磁帶。

    此后,小說只是在季節交替中零散提及冰鋒目之所及的花草樹木,如參加賀叔叔葬禮時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看到的開著粉色花的木槿;秋天母親家院子中的白色玉簪花;冬天冰鋒與葉生去城外曹雪芹紀念館時,在路上看到的還掛著紅葉的黃櫨和葉子掉得差不多的白楊樹。當大自然的萬物已經凋零之時,小說借由冰鋒受邀第一次到葉生家做客,描寫了祝部長精心打理的花團錦簇的花房。在那間比冰鋒借住單位的房子還要大的花房中,有盆景區的榕樹、臘梅、紫薇、蟹爪蘭,有南方的花卉米蘭、茉莉、杜鵑、梔子花、茶花,有需要充分光照的四季海棠、金桔,有仙人掌類的和大號花盆種著的大棵植物,有不能暴曬的仙客來、馬蹄蘭、吊蘭、曇花、文竹,甚至還有一盆冰鋒在北海公園花展的香港展廳見過的開黃花的拖鞋蘭。這不受季節限制、即使今天看來也遠離普通人生活、想象的私人花房,既是祝部長特權身份的體現,也成為冰鋒所糾結、探討的造成父親悲劇命運的時代、人性等因素中那些根深蒂固的痼疾的象征,作為昔日父親悲劇命運加害者的祝部長今日生活的安逸不變,使冰鋒認為自己的復仇超出了個人恩怨的層面——“如果所有恩怨都僅僅被視為是個人的,實際上是對正義與公正的一種抹殺”,而有著孔子所稱道伍子胥的“義”和一種責任感、一種犧牲精神,“沒有什么比集體遺忘更可怕的了。這時其中的某個人,有必要以一己之力來反抗遺忘,警醒他人,照亮沉淪于黑暗中的過去發生的事情,使之重新呈現為一段真實的歷史”。2

    小說中另一處與花相關的集中描寫,是第二年即1985年初春,葉生約冰鋒去天津的水上公園劃船,看到公園初開或未開的迎春、玉蘭、丁香,那個在詩歌小組聚會時經常屬于旁聽者的葉生展現了她的錦口慧心,開始發表自己對花的饒有興味的評價,諸如,玉蘭像是一場早戀、迎春像婚禮上跟著起哄的女儐相或看似和男生打得火熱但男生記憶里沒有她的女中學生,花里最好看的是清冷、矜持的櫻花,是那種永遠不會理你的姑娘,杏花、梨花、李花、桃花、碧桃都嫌過度熱情;海棠偶爾伸出疏離的一枝還是挺雅,但花朵過于繁復,還夾雜著好多葉子喧賓奪主,賞花就是賞花,賞葉就是賞葉,不能互相摻雜,梅花格高的原因之一,是和櫻花一樣只有花沒有葉子,梅花和櫻花也沒有敗象,盛開隨即凋零。

    在整部小說的敘述中,葉生的這段“花論”突顯、強調了人物與花的某種對應關系,當葉生在靈光四射、口若懸河之時,冰鋒覺得她簡直就是那些花的真正主人,甚或是開得最繁盛、最絢爛的其中一員,自信得好似花中之王,然而她也和那些花一樣有榮枯生死。正是這次天津之行,讓冰鋒感受到葉生的愛之深重,一心只想復仇的他不愿再利用無辜的葉生的感情,提出了分手。這是冰鋒第一次將葉生與花直接作比,隨后另有兩次,一次是在同年秋天兩人分手又重逢后,面對似乎比以前更加小心翼翼而不干涉自己人生的葉生,冰鋒將偶爾天真起來的葉生比作一朵沾滿露珠的剛剛綻放的花,必須認真對待,細細呵護;一次是幾個月后的跨年之夜,聽過西長安街電報大樓的新年鐘聲后,兩人走在深夜天安門廣場附近的街頭,葉生很有興致地暢談著自己對情感、未來、人生、善與惡、悲觀與樂觀、歷史與個人主義的看法,滿是困意、敷衍、心不在焉的冰鋒再次提到,“這是一個認真的,誠懇的,可愛的,充滿靈動的,像鮮花一樣綻放,也像鮮花一樣脆弱的女人”。3

    被與葉生的關系和日益強烈迫切的復仇念頭所裹挾、困擾著的冰鋒,不明白跨年之夜葉生的話為什么像那次去天津一樣多,這仿佛是一個預兆,29天之后,即1986年1月29日夜晚,為了趕在祝部長病死之前完成自己復仇計劃與正義審判的冰鋒,終于帶著自己的復仇道具——母親用父親補發的工資買給他的一塊手表、托大學老師在國外買的格斗刀、麻繩、傷濕止痛膏和寫給葉生的一封請求諒解的信,用偷配的葉生的鑰匙打開了葉生家的大門。從小說的尾聲即35五年后,經由弟弟鐵峰、Apple交談所介紹的冰鋒和葉生的后續,可以發現,冰鋒以為自己提前支開的葉生當晚還在家中,冰鋒所不理解的葉生在跨年之夜長談的原因,也有了答案,即葉生其時或許已知曉冰鋒的復仇計劃,所以才會講到,“這世界所需要的是愛而不是恨,最終愛可以化解一切”,因此她想當《呼嘯山莊》里的小凱瑟琳和哈里頓?恩蕭,“他們多少修補了被希刺克厲夫破壞了的那個世界”;葉生甚至指出,中國近代以來歷史中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都沒有活過真正屬于自己的一生”,即使是那些勝利者,她也認為活得很可憐,“沒有屬于自己的思想,沒有屬于自己的價值標準,過的都是整齊一律,人云亦云,所有的方向都早已被規定好了的一生”。4沉浸在自己復仇計劃中的冰鋒,并未聽出葉生的弦外之音與良苦用心,而是把這些話當作葉生書呆子氣的想法。

    從冰鋒此后的經歷——于同年考上研究生,畢業不久出國,前妻是北醫的同學,兩人都在國外讀的博士,離婚后前妻帶女兒回國,冰鋒后又結過一兩次婚,在德國德累斯頓做口腔科大夫——來看,冰鋒所渴望的于仇人生前完成正義審判,以及復仇后即去自首并參加公開庭審的復仇計劃未能實現,也或許是深愛著他的葉生隱瞞了什么,因為在鐵峰和Apple的交談中,祝部長的確死于那個復仇之夜。撲朔迷離的復仇之夜不僅終結了兩人的關系,同時也定格、封存了兩個曾經鮮活生動的生命。女兒口中的冰鋒是家庭冷暴力、喜歡掌控一切、害怕失控、敏感、反應激烈;弟弟鐵峰眼中的冰鋒,衣著干凈、兩鬢斑白、有點禿頂、頭發亂、滿嘴胡茬、背駝得厲害,身上已沒有過去的精氣神兒,嘮嘮叨叨像快被夫差賜死的晚年伍子胥;被冰鋒視為神圣使命的復仇,鐵峰的評價是,隔了兩千年還想效仿伍子胥,實在太可笑,人不能順應時代、面向未來,只有自討苦吃。在Apple的講述中,葉生在祝部長去世后就立刻去了美國,在大學里當教授,還像原來那么漂亮,是比較文學方面的著名學者,獨身,與親友不大來往,從來不招男博士、不用男助手,不肯與任何成年男性同處一室,不單獨和一個男人同乘電梯,被同事戲稱為“Virgin Professor”。

    作為讀者也許可以將復仇之夜后的葉生的人生比喻為只留其形的干燥花,一個張愛玲式的人物形象的比喻,但這顯然忽略了葉生自身的強大生命力,正如不能像鐵峰那樣把冰鋒的復仇使命,簡單地否定為堂?吉訶德與風車作戰式的不能順應時代的自討苦吃。冰鋒在與葉生第一次分手后曾提到,在葉生的柔軟之下另有一種剛強、決絕的東西,這從小說所描寫的葉生騎車的姿勢(喜歡站在自行車的兩個腳蹬子上騎出很遠才坐下)、滑冰的動作(飄逸、瀟灑,仿佛從某種禁錮中釋放出來)、在球場看臺上的表現(和其他球迷一樣狂熱甚至有些粗野,一次次站起來揮舞雙手大聲歡呼,身體里有種激越、勇猛的力量),可以感受到那種生命的能量。從這個角度來看,葉生后來在美國的生活,或許是她在情感幻滅后所選擇、堅持的,也是在這里,體現了葉生與冰鋒的某種同質性。

    和止庵一樣出生并生活于同一時代北京的寧肯,在其帶有自傳、編年體回憶錄性質的散文集《北京:城與年》中,未見其對京城花事的描寫,但卻用了最后五節來談1980年代初自己上大學時的文學閱讀與文化生活,分別是以文化地標/空間命名的“北京圖書館” “美術館” “新華書店” “紅塔禮堂”,和談北島的詩以及《今天》對自己影響的“一次未謀面的造訪”。

    其中,北京圖書館指的是坐落在北海公園旁邊的老北京圖書館,乃后來搬遷至紫竹院的國家圖書館的前身,寧肯將其稱為那個年代京城最主要的地標,是精神的最高殿堂,最美風景;美術館即坐落在五四大街上的中國美術館,在寧肯看來,在五四大街及其周邊分布著的景山、北海、北圖、北大紅樓、故宮、三聯書店、商務印書館、人藝、中華書局等眾多歷史地標中,美術館的歷史雖最短,“卻有著不亞于北大紅樓的特殊意義,在這個國家從禁錮到蘇醒之間,扮演過獨特角色”5,這獨特角色即指以羅中立的《父親》以及“星星美展”為代表所影響并開啟的新的藝術、思想、審美時代;新華書店曾經是每個中國城市的重要文化地標,寧肯在書中列舉了新華書店在1980年代北京街頭的分布圖:王府井、前門、西單、五四大街、菜市口、花市、廣安門、地壇,那是一個排長隊買書的年代,《紅與黑》《巴黎圣母院》《包法利夫人》等外國名著、李澤厚的《美的歷程》等都能讓新華書店里人潮涌動;坐落在月壇北街國家辦公區的紅塔禮堂也即國家計委禮堂所代表的,是《孤星血淚》《巴黎圣母院》《葉塞尼亞》等譯制片,和斯特恩、梅紐因、小澤征爾等音樂大師所帶來的《天鵝湖》、“貝五”“貝六”“貝九”等西方古典音樂。

    寧肯將自這些文化地標所獲得的外國文學名著閱讀、新的繪畫審美與詩歌語言、譯制片與西方古典音樂欣賞,比作“荒涼之上的圣殿”“現實之外的光照進來”“走出‘荒原’的起點”,認為它們是一種滋養、潛移默化、無意識,促進了思維與語言系統的蛻變,加速了心靈的成長,影響了一大批年輕人。在這批被影響的年輕人中,應該也包括與寧肯出生并生活于同一時代北京的止庵,盡管《受命》的故事時間要比上述《北京:城與年》主要回憶的1981年左右晚了幾年(依照當代文學史的劃分,兩者分屬于“朦朧詩”時代與“后朦朧詩”時代,《受命》的主要故事時間正處于具有重要社會文化意義的“85新潮”時期),但《受命》中關于北京文藝青年的日常生活、關于北京文化地標和地形圖的描寫,與《北京:城與年》仍有著諸多重合之處?!妒苊穼τ谖乃嚽嗄甑娜粘I詈臀幕匦螆D的描寫,始于小說開始的1984年春天冰鋒到海淀區文化館參加詩歌朗誦會,也即與葉生相識之后,在兩人的交往過程中,他們約會時的交談、行動幾乎都離不開圖書或去往某個文化地標。

    寧肯在《北京:城與年》中曾列舉了當時讀過的難以計數的外國名著,涵蓋了從雨果的《悲慘世界》到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在內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存在主義、表現主義、新小說、黑色幽默、魔幻現實主義等西方幾百年間的文學經典。而《受命》中所列舉過的書目,除了前面詩歌小組討論過的,另有與葉生寫畢業論文相關的美國黑色幽默文學《第二十二條軍規》、馮尼格的《回到你老婆孩子身邊去吧》《茫茫黑夜》、當時還未翻譯成中文的《萬有引力之虹》《煙草經紀人》《五號屠場》以及納博科夫的《普寧》;與冰鋒復仇相關的法拉奇的《風云人物采訪記》;冰鋒在內部書店購買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美國當代文學》《西方現代派文學問題論爭集》《馬爾羅研究》《南朝鮮小說集》《葉賽寧評介及詩選》和邦達列夫的《瞬間》、格洛托夫斯基的《邁向質樸戲劇》、L.J.賓克萊的《理想的沖突》、M.柏林編《當代無政府主義》、瓦利的《歐洲共產主義的由來》、霍爾茨的《歐洲馬克思主義的若干傾向》、舒爾茨的《“布拉格之春”前后》、尼克松的《領導人》、喬治?奧威爾的《1984》等,葉生購買的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在內部書店遇到詩人江河時向他們推薦的馬克?斯洛寧的《蘇維埃俄羅斯文學》、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跨年夜時葉生曾談到,比自己長幾歲的冰鋒上大學時讀薩特、尼采、弗洛伊德,而自己這一代讀瓊瑤、三毛、金庸,所以葉生的閱讀書目還包括冰鋒推薦給她的《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夏目漱石的《心》和江河的油印本詩集《從這里開始》、港版《書劍恩仇錄》等。

    這些帶有時代痕跡、個人喜好以及與人物性格相貼合的閱讀書目,再次表明,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有著廣泛、濃厚閱讀氛圍的年代,《受命》中伴隨著冰鋒與葉生交往的是葉生向冰鋒借書、還書,小說中也多次寫到,每次葉生在等冰鋒時都是安靜地坐在那里看一本書,她的背包里也總是帶著一本書。如寧肯《北京:城與年》中所呈現的,書店是構成這時代閱讀氛圍的象征性存在,也是冰鋒和葉生文化地圖中的主要地標。除了兩人經常光顧的王府井新華書店(兩人去天津游玩那次,冰鋒還在天津勸業場和濱江道的新華書店買了一本《現代小說技巧初探》送給葉生),還有沙灘北大街的都樂書屋、后門橋頭的燕京書屋,以及幾家分別位于東單二條、王府井大樓北邊、朝陽門內大街、西四白塔寺大街、東四北大街等帶有時代色彩、想方設法才能找到的“內部書店”,兩人去得最多的是位于西絨線胡同東口路北一幢三層樓內,一家需要單位介紹信才能買書的內部書店。這些隱藏在城市地圖褶皺里的小眾化的內部書店,標示著那個時代閱讀的深度與多樣性。

    與寧肯去紅塔禮堂聽音樂會、看電影、去中國美術館看畫展一樣,冰鋒和葉生的文化生活也包括這些活動項目,如去三里河工人俱樂部看羅馬尼亞電影《神秘的黃玫瑰》;去北京展覽館參觀蘇聯現代繪畫展;去東棉花胡同中央戲劇學院實驗小劇場看由尤金?奧尼爾《安娜?克里斯蒂》改編的話劇《安娣》;去小西天電影資料館看內部放映的,包括安東尼奧尼、費里尼、維斯康蒂等導演在內的意大利電影回顧展;去東長安街上的青藝劇場看布萊希特的話劇《高加索灰闌記》等。當然,也包括有著年代與個人特點的文化生活,如葉生約冰鋒到工人體育場看第一屆中國-澳大利亞“安保杯”足球賽;去首都體育館聽毛阿敏、田震等女歌手的演唱會;逛了多年來第一次舉辦的充滿濃郁老北京民俗文化風情的地壇廟會等。

    冰鋒和葉生逛書店、看電影、看演出、看畫展的過程,也是他們城市漫游的過程,或者說是他們城市漫游的組成部分。小說特別指出,冰鋒是因為和葉生在一起,才開始對這座城市發生興趣,兩人盡量尋覓那些有意思的地方,像景山前街到景山東街一帶,有情致、不吵鬧;從西直門走到高梁橋,路兩邊都是莊稼地,充滿野趣;動物園后面的五塔寺,建筑精巧,幽靜得仿佛置身于現實世界之外。在兩人的漫游中,都很留意北京的兩種建筑,一是有著歷史滄桑感的老墻,一是西洋式或中西合璧式的建筑,比如,離冰鋒家不遠的南門倉和海運倉兩處老糧倉的高墻磚;朝陽門北小街南口路西九爺府的院墻;張自忠路三號院原段祺瑞執政府的鐘樓、女兒墻、磚雕、拱券式門窗和外廊;西長安街新華門對面的花墻;東交民巷路北兩堵西洋式的墻和路兩旁的建筑,他們最喜歡的是圣米厄爾教堂和法國郵政局舊址;五四大街路北紅樓南面和東面的院墻;官菜園上街的觀音橋過街樓;包頭章胡同西口的拐彎抹角;王府井南口的北京飯店;新建成不久的三元橋;有著旋轉餐廳、據說是當時北京登高望遠的制高點的西苑飯店;以及還是工地的六部口的北京音樂廳。兩人還特意去城外參觀了隨著電視劇《紅樓夢》開拍而開館半年的曹雪芹紀念館和附近的梁啟超墓。

    冰鋒和葉生有著個人喜好、目的性的城市漫游,與今天文藝青年所熱衷的訪古探幽并無二致,但也不同于今天那些借助便利交通工具和拍照器材、到各個網紅之地打卡的走馬觀花式的旅游,他們更像是本雅明筆下的“漫游者”,在行走的過程中,以閑適的姿態在街道上東張西望,既在城市空間、人群中,又因個體的觀察、體認而與城市空間、人群保持著一種超越性、審美性的疏離。寧肯在《北京:城與年》中介紹原名京師圖書館的北京圖書館時,曾指出“建筑本身即是一本書”,是古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空間作品,冰鋒與葉生的城市漫游也可說是在閱讀城市這本大書。

    和尋找那些大隱隱于市的內部書店一樣,兩人用腳步丈量的、深入城市肌理的漫游,同時又是他們學習、工作之余的一種生活方式,葉生平時的代步工具是自行車,不會騎自行車的冰鋒平時除了坐公交車就是步行,小說曾多次寫到冰鋒一人于夜晚步行穿過整個城市,并詳細勾勒出他的行走路線圖。小說還介紹,兩人一般都是窮玩,晚飯各自回家吃,中午趕上飯點兒就隨便找家小吃店或便宜的小飯館,在逛新開張的幾處夜市時,兩人吃著當時幾毛幾分幾兩糧票的冷面、餛飩、燒餅、灌腸,偶爾葉生挑兩枝白色的晚香玉、粉紅色的劍蘭,或去福長街六條逛天橋舊貨市場,幫葉生配一個被偷走的自行車鈴蓋。一次路過才開業不久的崇文門巴黎美尼姆斯餐廳,冰鋒坦言不懂怎么吃西餐,葉生便評價西餐太貴、吃起來麻煩、所有人都小心謹慎、餐廳安靜得像沒有人,便主動放棄了自己去吃一次飯的提議,理由是“你不會舒服的”。今天看來,冰鋒與葉生相伴的城市漫游雖然總是帶著浪漫的風花雪月的文藝氣息,但卻素樸、接地氣,通過漫游,他們用腳步描繪了一幅范圍主要在北京的三環內、以故宮博物院和天安門廣場為核心向周遭蔓延的,將街道、建筑、植物與人們于其中的日常生活包含在內的立體可感的文化地圖,這完全不同于當下都市文學寫作中,那些僅僅是為了標榜個人身份地位而對城市時尚地標進行打卡式的簡單羅列。

    《受命》對于1980年代中期北京文化地標、地形圖的描寫,和對京城四季花事的描寫可說是平分秋色,前面曾經談到,小說對花事以及與花相關的描寫主要集中在1984年冰鋒與葉生交往之時,這一情形同樣也存在于對京城文化生活及文化地標、地形圖的描寫中,最有力的證明或者說鮮明的對比,就是對冰鋒另一段感情的描寫。

    冰鋒與同醫院的護士丁蕓蕓的交往,始于他與葉生分手后的同年即1985年的5月(兩人是在五一節單位組織的香山游覽中開始熟識,與前一段關系中葉生的主動一樣,在爬香山時蕓蕓主動邀冰鋒同行、聊天,一起吃午飯時共用蕓蕓的水壺,下山后一同坐公交車回城),終于同年的9月,其間雖然正是花事繁盛之時,但如前所述,小說對此只是偶有提及,而兩人的交往活動,可說是典型的飲食男女。兩人的第一次約會,幾乎濃縮了他們交往期間的所有活動,蕓蕓邀冰鋒陪她逛街,終于買到滿意的衣服后,邀冰鋒到她家坐坐,兩人發生關系,蕓蕓第二天便開始幫冰鋒帶午飯,下班后兩人去農貿市場買菜,到冰鋒家過二人世界。冰鋒曾將兩人的交往比作“實實在在落座了,然后軟軟地陷下去,簡直不想離開”,盡管偶爾會悵惘,覺得離曾經預期的那個自己越來越遠。將兩人的關系推向尾聲的,是丁蕓蕓對冰鋒期待的落空:冰鋒不愿如她所希望的考研或隨她到深圳發展,以及冰鋒對復仇的堅持和對丁蕓蕓要將他的整個人生改弦更張的抗拒,雖然他一開始所欣賞、敬重的正是丁蕓蕓對“好”的努力追求。最終,丁蕓蕓辭職,和鐵峰一起到葉生大哥大嫂設在深圳的公司工作,臨行前還到冰鋒家做糊塌子告別,并再次強調自己還年輕,還有機會,要去深圳闖一下。

    冰鋒和蕓蕓第一次約會逛街時曾有個插曲,在逛了新街口百貨商場、西四百貨商場、西四家具店等店鋪后,路過電影書店時,冰鋒提議進去看一眼,蕓蕓卻站在門外等他,使冰鋒意識到她沒有逛書店的習慣,就一個人上樓匆匆掃了兩眼,趕緊下去了。其后小說記述的冰鋒的文化活動只有少數的幾次,一次是Apple為了詢問他與葉生分手的事,約他到人民劇場看先鋒話劇《一個死者對生者的訪問》;一次是楊明寄給他發表了詩歌小組成員作品的幾本雜志,有葉生的詩二首,有持續走紅的Apple的詩,和楊明論“后朦朧詩時代”的文章;一次是他在王府井書店買到一本馮尼格的《五號屠場囚犯》,想起葉生已經畢業,不知是否對黑色幽默的作品還感興趣。冰鋒甚至因怕撞見葉生,放棄了去中央美院陳列館看美國馬里蘭藝術學院的版畫展,和去工體觀看由少年足球隊參加的首屆柯達杯世界錦標賽。而蕓蕓的業余生活,則是追看當時熱播的電視劇《四世同堂》、每期必買必看甘肅出的《讀者文摘》,或到朋友家晚上組織的舞會上跳交誼舞、到演樂胡同工人俱樂部上女子健美班。除了飲食男女,兩人在文化愛好上毫無交集,都是彼此愛好的并無興趣也從不加入的旁觀者。

    有意味的是,與蕓蕓分手不久的國慶節后,冰鋒與葉生在街頭偶遇,又委屈又激動的葉生幾乎立刻跟冰鋒重新親密起來,仿佛他們不曾斷絕過來往,接下來的一切仿佛是重溫或濃縮了他們交往時的所有活動。葉生邀請冰鋒去勞動人民文化宮和中山公園后面的筒子河去劃船,以彌補兩人分手前去天津水上公園未劃成船的遺憾,于是,兩人即刻恢復了昔日的城市漫游,在興致盎然、邊走邊發表議論的葉生的帶領下,從偶遇的東安門大街向西,路過有著巴洛克建筑風格的兒童劇場、綠琉璃瓦頂灰墻的中組部招待所翠明莊、東華門、故宮古老的圍墻和角樓;走過午門廣場時,葉生提議改天去看故宮新開的銘刻館、文房四寶館和兩個主題展覽;兩人在中山公園劃完船上岸后,隨著他們的腳步,小說又開始介紹公園內的花草樹木,唐花塢里正舉辦的有玉蘭、榆葉梅、迎春花、杜鵑、西府海棠、貼梗海棠等花卉的花展,路兩旁古老的柏樹和槐柏合抱樹、開著白花的木槿、結了淡粉色果實的海棠、被葉生認為像梵高畫的樹干扭曲并長了疙里疙瘩樹瘤的西府海棠,經過新近推出了紅樓菜的來今雨軒,兩人吃了這里最出名的冬菜包子,直到天擦黑才出了公園南門;葉生又帶冰鋒去看“北京最漂亮的夜景”,穿過天安門廣場,先去看西交民巷東口的原大陸銀行辦公樓,又去看西口的原麥加利銀行辦公大樓,“仿佛徜徉于彼得堡或莫斯科某個夜晚的街頭”;到崇文門分手時,依依不舍的葉生還約著周末去看電影,然后是周二就買好電影票約冰鋒去新街口電影院看法國片《罪行始末》,并安排了周末去美術館看19世紀德國繪畫展。如冰鋒所感覺的,葉生使他的生活“重新變得文藝起來了”,對于兩人失去聯系這幾個月的情況,葉生一概不問,只是說了句“咱們錯過了一個法國近代藝術展覽”。

    由此可見,《受命》對京城花事、文化生活和文化地圖的描寫,與冰鋒和葉生之間的關系以及兩人的性格塑造、精神生活、命運走向等形成了同構?!妒苊穼Ρh與丁蕓蕓這一段情感的描述,除了與葉生的情感以及兩位女主人公之間形成對比,其實也是為了呈現時代的另一個面向。

    比如丁蕓蕓所喜好的電視劇、《讀者文摘》、交誼舞、健美班,和她穿的當時流行的黑色健美褲、準備去深圳時的西裝套裙、坡跟皮鞋等,代表著那個年代的大眾時尚;她和冰鋒閑聊時談到的諸如時代變化得很快、這社會好像開始分層了、現在你要努力的話可能有機會升上去等,她鼓動鐵峰聯系上在深圳開公司的葉生的大哥大嫂,果斷決絕地丟掉鐵飯碗南下深圳等,既強調了時代變遷的大勢所趨,也代表了一部分能夠抓住機遇的時代敏感者將引領、開啟一個全民“下?!苯浬痰臅r代潮流。葉生游離于時代潮流、生活瑣事之外,純粹為自己的心愿、情感而活,她那些今天看來依然時尚的穿著打扮,如與冰鋒初見時穿的在白色長袖T恤外套黑色短袖T恤、下穿黑色長褲與白色網球鞋,平時穿的被冰鋒稱為波西米亞風的寬松毛衣、牛仔外套與回力高幫帆布球鞋,與冰鋒分手后再相遇時穿的她二哥在美國買的機車皮衣、牛仔褲和馬丁靴,不僅與蕓蕓形成鮮明對比,也提醒讀者注意她的干部子女的家庭出身。前面談到的那些隱藏在城市地圖的褶皺里、未進入《北京:城與年》視野里的內部書店,尤其是像西絨線胡同那個在特定年代只為領導干部提供內部出版物的內部書店,不僅標示了那個年代不同的讀書群體和圖書來源,亦是葉生特殊家庭出身的體現,這也是冰鋒在面對普通市民家庭出身、在家中只能睡在過道鋼絲折疊床上的丁蕓蕓對“好”的努力追求時,會心生敬重和“憐憫”的原因,這是一種基于理解而非高高在上的憐憫。

    冰鋒在與南下深圳的丁蕓蕓和弟弟鐵峰告別時,注意到他們不約而同地向他展現出“躊躇滿志的一面”,感嘆他們“即將走進一個與自己的故事完全無關的故事”。小說在尾聲不僅給出了冰鋒與葉生的結局,也給出了其他人物故事的結局:葉生大哥大嫂的公司已名列世界五百強、葉生的侄子也是國際知名企業家;鐵峰是集團元老、一直擔任博遠通訊總經理、退休后是監事會主席;丁蕓蕓在博遠站穩腳跟后另立門戶,后又被博遠擠垮,現在北京一家大型私人醫院當院長;詩歌小組中的楊明成為當代最重要的詩歌理論家、“后朦朧詩”教父,Apple成為“有爭議的青年詩人”,受邀去美國參加詩歌節后留在那里,現在是常常扶持國內青年藝術家的領事夫人。如前所述,冰鋒與葉生未能像周圍的親朋那樣成為快速時代變遷中的弄潮者,成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者,但也絕不是被時代列車甩下的落潮者,無論是學有所成抑或是他人眼中的固執、孤僻,他們更像是魯迅筆下的一類人物,是時代的孤獨者和潮流之外并不盲從的旁觀者,他們對閱讀對與文化相關的種種事物、活動的關注、熱愛,使他們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精神向度與思想深度。從今天回看,葉生可說是另一個潮流的引領者,是“生活還有詩與遠方”的先行者,這固然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但更主要與個性、性格相關,比如與葉生同樣家庭出身完全不同的卻選擇的大哥大嫂。在任何年代,一心追求“詩與遠方”的,從來都是社會的少數者。

    在《受命》的創作中,作者以考古學家或人類學家田野調查的姿態,細描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北京城的四季花事與文化地圖,記錄了某些今天已經消失的生活方式、精神文化與城市建筑,從這個角度講,作為小說創作的《受命》還有著非常珍貴的社會文化史的價值和意義。小說對四季花事的描寫,營造的是一個可感可觸的生活氛圍;對文化地標和地形圖的描寫,營造的則是一個對知識、文化充滿渴求的時代氛圍,如小說所呈現的,這一對詩歌、閱讀、文化的熱情就像春天的花事一樣生動、熱烈,不同于前面談到的冰鋒、葉生、Apple、楊明組成的詩歌小組在花香花草的環繞下讀詩、寫詩、談論詩,在這里,求知的熱情和花事的繁盛形成了象征意義上的同構關系,一同指向20世紀80年代,那個曾被稱為新時期詩歌的甚至文學的“黃金時代”,也是歌中所唱的“春天的故事”即由改革開放所開啟的一個新的時代所開始的地方。

    《受命》對生活與時代氛圍的事無巨細的營造、還原,讓人想起與小說所敘述年代大致重合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在文壇上的新寫實小說,以及常常拿來與新寫實小說進行比較的法國自然主義文學。以此來回看《受命》,前述作者類考古學家或人類學家田野調查的寫作姿態,對生活、文化氛圍的細描、還原,如對各種花卉名稱、閱讀書目、行走路線、文化地標以及衣著服飾、如何使用蜂窩煤、冬儲大白菜,甚至物價、用糧票購買食品、吃飯等等細節的不厭其煩的描寫、說明,非常接近自然主義所強調的受實證主義影響的“實地觀察”“客觀描寫”和新寫實小說所代表的日常生活敘事,不同之處在于,《受命》并不缺少詩意、情感、理想、審美以及精神生活,如前所述,這體現在對四季花事、對冰鋒與葉生的情感關系、文化生活和城市漫游的描寫中,這些描寫甚至能喚起對某些已經或正在消失的與青春有關的美好又純粹的詩意、情感、情懷的追憶、懷念。

    李健吾評沈從文的湘西小說時,曾講其“用故事抒情作詩”;歌德《詩與真》的中文譯者劉思慕也曾指出,歌德是用詩的筆調、運用想象力去寫“真”,“真”是歌德所追求再現的左右了他一生的“根本真實”,而表達的方式則是“詩”。6如前面所分析的,《受命》對京城花事與文化地形圖的描摹,既還原、營造了有著感官溫度的生活、時代氛圍,構成了文學真實的堅實土壤,又在其基礎之上形成了有著精神向度、思想深度與抒情、審美況味的意境、情調,也即“真”既是“詩”誕生的基礎,又是“詩”的組成部分,詩意與想象并未淹沒在前述的細節描寫的洪流中,如同張愛玲的那句“在塵埃中開出花來”,《受命》在日常生活細節描寫的洪流中開出了詩意與精神、審美之花。

    在《受命》中,詩與真并不是形式與內容的關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這一“詩”與“真”的辯證統一與升華、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論者所批評的由新寫實小說所導向的對日常生活詩意的消解以及審美提升、精神關懷的欠缺,并且也令這部長篇小說形成一種獨特的氣質風格。這獨特的氣質風格可以用“在”而“不屬于”來概括,“在”指寫作時間和故事時間上《受命》是這個世紀關于新時期的小說創作,“不屬于”則指它仿佛又是屬于另一個時代的具有超越性的寫作,比如魯迅寫《野草》《孤獨者》《傷逝》或馮至寫《伍子胥》,路翎寫《財主底兒女們》,穆旦寫“你給我們豐富,和豐富的痛苦”的時代,這體現在小說老派沉穩、不疾不徐的敘述節奏上,節制、內省、冷靜、充滿張力的語言上;也體現在人物、人性刻畫的細膩、深刻、復雜上,如冰鋒關于復仇、情感、親朋的豐富而矛盾、痛苦的內心活動,和他身上所流露出的兼具哈姆雷特(指向個人的內心活動)與堂?吉訶德(指向對社會、歷史、時代的態度)氣質的知識分子特性,以及由上述種種所形成的小說沉郁、凝重的整體氛圍與沉思性?!妒苊吩谖膶W史及當下文學創作中的意義由此得以體現。

    [本文為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世紀北京書寫的‘文學地理學’”(項目編號:16WXB007)、北京語言大學校級科研項目“新世紀華文長篇小說研究”(項目編號:16ZDJ02)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肖復興:《藍調城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頁。

    2 3 4止庵:《受命》,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311頁。

    5寧肯:《北京:城與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244頁。

    6[德]歌德:《歌德自傳:詩與真》“譯者序”,劉思慕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

    [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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