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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徐則臣:寫作,是一個人的戰斗
    來源:十月文藝(微信公眾號) | 徐則臣  2021年12月20日09:25
    關鍵詞:徐則臣

    大水湯湯,溯流北上

    我從小就是在河邊長大的。江蘇水多,所以從小基本上是以水為鄰,而且那個時候沒有現在孩子的各種玩具,我們農村孩子只能在大自然里找自己的小伙伴,那個伙伴就是水,就是河。我想所有農村長大的孩子,跟河流之間的關系,應該都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財富,因為它培養你跟水的感情,培養你對自然界的認識,甚至水流或者河流可以給你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提供定位,提供地理上的一個概念。我長大以后,又在京杭大運河邊上生活過一些年,這個時候你對它的認識跟過去又不一樣了,因為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寫作,我會有意識地把運河、河流作為我寫作的一個背景。

    我之前寫了一部長篇小說《耶路撒冷》,寫了幾個小伙伴生活在運河邊上,后來他們都離開了故鄉,但一個偶然的機會讓他們又回過頭來,相聚在運河邊上的這條街道,相聚在他們的故鄉。運河是他們非常重要的一個背景,是他們童年時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回憶,所以小說里面寫了一部分運河。但是寫得不盡興、不徹底,有些朋友看過以后覺得,看起來我對運河挺熟悉,但是在這部小說里面,它不是主角,也不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他們就建議,能不能專門寫一部小說,以運河為主角,沿著運河來寫。我在很多場合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總編輯韓總聊過,還有另外一個朋友,我們在當代商城旁邊的咖啡館里聊天,那個朋友說看《耶路撒冷》,看運河覺得不過癮,能不能專門寫一部。當時韓總也極力贊成,說既然你這么熟悉,可以試一試。

    那時候的確也年輕氣盛,覺得自己好像還挺了解運河的,因為我一閉眼,整個運河的軌跡可以在頭腦里非常清晰地呈現出來。我就想,既然我能從宏觀上把握,那應該問題不大,而且這些年我對運河的了解的確越來越多,自信應該能認認真真地講一講運河的故事。所以當時一拍桌子就答應了。

    但真正開始寫作以后,我發現問題不是這么簡單的。一旦近距離盯著一個東西看,你會發現你過去所謂的“熟悉”,其實是不太可靠的,所以我得重新去做功課。一是做了大量的案頭工作,讀書,這是我的寫作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第二,因為運河是實實在在存在于我們這片土地上的,所以我沿著運河又走了一圈,從南到北。當然走的也不止是京杭運河,隋唐大運河開封段我也走過,浙東運河我也去過,甚至長江、黃河我都去有意識地做了一些比較,雖然都是河流,淮河和運河之間、長江跟運河之間它們各自的特點是什么,在走的過程中,你都會下意識地去比較,所以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有了他者以后,你的那個描述對象才能建立它的主體性。所以說是在研究運河,其實是在研究所有的河流,只有你把它的周邊問題處理清楚以后,運河才會更加鮮明地凸顯出來。

    自從那天在咖啡館里喝了一杯咖啡,一興奮說要干這個事以后,剩下的幾年時間真是挺辛苦的,把望遠鏡放下,把顯微鏡和放大鏡拿起來,然后斷斷續續做了四年,寫成了這本書,《北上》。

    其實寫運河的小說并不少,比如我們的前輩作家劉紹棠老師,他是正兒八經被稱為“運河之子”,他的一生都跟運河打交道。而對我來說,雖然很早就跟河流建立起來感情,但是我在運河邊上生活的時間遠遠沒有他們長,就是從日常生活的層面上,我對運河那種直觀的、感性的占有肯定沒有他們多。這逼著我換另外一條路走,結合我自身寫作的特點、我的優勢,我努力去寫一條日常生活中的歷史中的運河,同時我應該更努力地去寫一條文化意義上的運河。這條運河除了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解決了漕運、水利等生活問題,它給我們的文化、給中國人的精神帶來了什么。我們的文化是比較典型的內陸文化,而在南北差異這么大的一個國家內,我們實現了平衡,實現了融合,實現了流通,原因是什么?其實就是這條河流。這跟我們最后形成非常平和的,能夠自由、流暢、自然的中華文化也有很大關系。

    大雪封門,跑步穿過北京

    我個人的人生經歷也是一個“北上”的過程,逐漸沿著河流往北走,最后來到北京。從2002年到北京,到現在生活了快二十年,一直沒離開這個地方。我也不敢說是扎下了根,但是一時半會肯定也不會搬到另外一個城市。對這個城市了解的越來越多,就會發現你對這個城市知道的越來越少,就像個圈似的,周長越大,你的周長接觸外圍東西的范圍就會越大,未知的世界就會越大。

    這二十年里,我個人覺得還是留下了一些非常好玩的東西,見了很多有意思的人,經過了很多有意思的事,這些事斷斷續續也基本都被我寫到小說里了。

    如果按照嚴格意義上大家對京漂的定義,我可能不算那種典型的京漂,因為畢業以后我留在北京,有著北大的光環,而且從事文化工作,是很多人都很羨慕的工作。但對我來說,京漂可能是一種心態,就是你對這個城市,對這個城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有沒有一種篤定的認同感,這個很重要。我剛畢業以后在北京,好多年我一直很難建立起一種認同感,很難有扎下根的意識,這可能是中國非常傳統的一種觀念,在某一個地方要留下來,必須建立足夠的認同感,扎下根來,能夠繼續生根、發芽、長葉、開花,覺得這是你的故鄉,或者這是你終老之地,像蘇東坡似的,“此心安處是吾鄉”。但是很多年里我都沒有心安,雖然北京有很多好處,但是你在這個地方,剛開始還是非常迷茫。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認識了很多純正意義上的京漂,無論是廣義還是狹義的京漂,他們是在這邊討生活的。他們的物質生活我當然也關心,但我更關心的是他們的精神生活,我發現他們也非常在意認同感,非常在意跟北京之間的關系。所以基于這樣基本的、共同的、共通的認同感,身份認同和心理認同,我寫了一批小說。

    現在有極少數人最后可以留在北京,有的時候我們也會交流,交流的時候會談到一個問題,就是年少時候來北京,后來離開了,或是留下來,對他們的人生意味著什么,是成功還是失敗。大家都知道京城米貴,居之不易。留下來,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人生是成功的。離開了,他可能是失敗了,或者是世俗意義上會理解成失敗。

    但是《北京西郊故事集》出版以后,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我在北京西郊當年生活過的那個地方,見到了很多年前的一個老朋友。他是一個廚師,我們認識的時候都很年輕,二三十歲,現在他已經滿頭白發,我們聊了所謂的成功和失敗的問題。在那群人中,他是我所見到的最后離開北京的,當時我問他:“要走了,有什么感覺?”他說:“我覺得很好。我在想來的時候來了,我在想走的時候走了,我覺得很開心?!痹谖铱磥?,這就是一個特別好的心態,我們在年輕的時候懷揣著一個宏大的理想,想在某個地方施展自己、發揮自己,但是碰了壁,因為遇到種種障礙而得不到施展的空間,我們回去了,會覺得灰頭土臉的,有一種強烈的挫敗感。但是這個家伙,他不這樣認為。他覺得,我想來的時候,我能來就已經是成功的,我想離開的時候又能順順當當,拍拍屁股就走。我覺得這樣很好。

    寫下去,一個人的戰斗

    今年的新書《青城》里面,三個小說,兩個中篇,一個短篇。前兩個中篇,一個是《西夏》,一個是《居延》,也是在我所謂的“京漂系列”那個時段里面寫的,雖然兩個小說之間相距五六年,當然到后來的《青城》相距時間更長,大概跟最早的跨度接近二十年。

    寫作有很多的偶然性,但如果你回頭梳理一下,會發現所有的偶然性背后都有一個必然性。比如,為什么這三篇小說之間的時間跨度這么大?在我寫《西夏》的時候,我覺得只寫一個《西夏》是不夠的,應該再寫一個,后來寫了《居延》。之后就有出版社跟我說,能不能把這兩個小說放到一塊出版一本集子。我當時一直不同意,原因是我覺得不夠、不充分,當時只有兩個人物,應該再有一個,或者再有兩個人物,它才能成為我所認可的、我覺得圓滿的一個集子。

    我在寫《西夏》的時候,二十五六歲,還處在戀愛的階段。到了寫《居延》的時候,我已經結婚了,但是結婚時間不長。而寫《青城》的時候,我孩子都好幾歲了。我在愛情和婚姻里走得越來越深,越來越遠,所以對女性、對婚姻、對家庭的理解都發生了一些變化。我也不敢說理解得越來越深、越來越透徹,但的確是知道的越來越多,知道女性在我們的生活里、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起到多大的作用。所以西夏、居延和青城,她們的性格完全不一樣,你能夠在她們身上看見她們的婚姻跟家庭、婚姻跟愛情之間的關系。我也不敢說三個女性完全表達了我對這塊生活的一些看法,但是我覺得它階段性地清空了我的一些思考,如果現在讓我再寫一部關于女性的小說,我會處于失語狀態,一時半會不知道說什么,因為我的想法還沒有充分到我可以再寫一個小說的程度。雖然《青城》是一個短篇小說,但是放在這個小說集里面,《青城》跟《西夏》《居延》站在一起的時候,它們的份量是一樣的。而這三篇放在一起,我期待中的那個圓滿和那個完整都實現了。

    說到茅盾文學獎,我覺得獲獎有很大的偶然性,誰也不敢說你就得拿這個獎,誰也不敢說我跟這個獎就無緣。但如果真的是有緣,我覺得一定程度上是運氣,因為它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這么多年,我對類似的獎勵一直是這樣的一個心態,拿到了當然很高興,這是一個鼓勵。因為在寫作這項工作中,雖然我們現在痛并快樂著,但你還是會覺得它是一個人的戰斗。再堅強的人,可能在這個漫漫長途中都會有一種孤獨感,都會產生某種虛妄感,你會懷疑你工作的價值。在這個時候迫切需要有人有所呼應,這個呼應無論是鮮花和掌聲,還是批評,你都會覺得我這個事有人關注,所謂“吾道不孤”就是這個道理。如果是鮮花和掌聲,是別人的認可和肯定,就像獎項,那當然是最好的,起碼證明這一階段你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但是對我的寫作本身,其實影響不是特別大。不是說一個作品獲獎以后它就會變成另外一部作品,獲獎以后,我就從一個作家變成另外一個作家。你的寫作還是在原來的路徑上往前走,這個過程還是要保持你的慣性,同時還要創新,還要吸取新的東西。我沒有感覺到獲獎以后我的壓力有多大,我的心態發生什么變化。寫了二十多年,我們對文學的看法,對榮譽、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對固定的。一種批評摧毀不了你,一個榮譽同樣也摧毀不了你。所以很多人覺得你獲了一個大獎,是不是就能毀掉一個作家?我從來不這樣認為,如果一個獎就能把一個作家毀掉的話,那這個世界上能毀掉作家的東西太多了,也就沒有必要對這個作家抱有多大的期望。所以一個強大的作家,我覺得沒那么容易被一個獎摧毀。

    但是它有一個好處,它會讓你更放松。我會更加一意孤行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它會把你的自信心提高到一個高度上,可以堅持相對比較偏僻的、比較偏執的一些想法,包括非常實驗性的一些想法,我都覺得我可以去做。

    寫作到一定程度是需要勇氣的,這個勇氣不是你拿刀面對敵人那種你死我活的勇氣。對很多人來說,在戰場上的那種勇氣當然是非常難得,我們要表示無限的敬意。但同時,一個人面對稿紙、面對電腦的時候,你能敲下去,你能寫下去,依然需要一種勇氣,那個勇氣真的不亞于在戰場上面對敵人、面對生死的選擇。所以這么多年,其實是一個一個的鼓勵,不斷地給我勇氣,讓我能夠面對一張空白的稿紙、面對一臺電腦。我可以一直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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